郎平的困惑和陈忠和不同。

    2005年，在陈忠和为缺少好球员发愁的时候，郎平正为手里没人而着急。

    2005年6月，当郎平作为美国女排主教练第一次率队来中国比赛时，她自嘲如今的“铁榔头”已经“进步”到教业余球员打球的地步了。

    那时候并没有多少人能理解郎平的处境，大都认为她那是一种谦虚的姿态，意在淡化“和平之战”前的火药味。不过跟着郎平前来参加世界女排大奖赛北仑站比赛的美国队员，有两个在上飞机之前和主教练没见过面，直到抵达北仑后进行赛前训练，郎平才发现有的球员连上手飘球的发球姿势和手形都不对，这些却全都是真事。

    听说郎平的“遭遇”，我们这些习惯了在举国体制下思考问题的记者个个吃惊地睁大了眼睛。

    其实郎平也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情况。过去十几年，她在中国女排和意大利俱乐部队当主教练，从来就没为手里球员紧缺这样的的问题烦恼过。

    在出任美国女排主教练之前，郎平做了方方面面充分的困难准备，却唯独没有考虑过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痛苦。

    她走马上任时，欧洲各国女排联赛正打得如火如荼，美国队的诸多名将都在随各自效力的俱乐部队征战。在科罗拉多的国家队训练基地里跟她训练的，是一群不到二十岁的大学生，她们正值假期，希望通过打排球调整和放松。

    而且就是这帮大学生，还是郎平从全美女排选手的海选中挑出来的。

    那次海选，让在国外生活了将近20年的郎平开了眼。

    选拔是完全公开的，对全美国所有喜爱打排球并愿意为美国国家队效力的人敞开大门。美国人参与意识很强，消息一经发布，很快就有一百多人前来报名参加选拔。结果等她们来了郎平才知道，这些人的水平参差不齐，和她想象中的情况相差甚远。最让郎平吃惊的是一名球员年过三十，身高一米五，而且没有接受过排球专业训练，但是因为她有为美国女排效力的愿望，所以必须给她平等的机会。

    好不容易筛出了一些看起来有培养前途的球员，郎平手底下有兵了，但是这些兵却需要她一切从头教起，这可让郎平犯了难。多年以来她一直致力于研究世界领先的排球技术，为了教这些大学生练基本功，她不得不拼命回忆自己小时候在少体校练球时教练是怎么教她的。

     让一个国际级教练天天带大学生练基本功，确实是大材小用，那种空有一身本事无处施展的感觉，常常让她陷入无奈。那段时间她一静下来总会问自己：“郎平你现在怎么这么不求上进了呢？”

    烦的时候郎平有过甩手走人的冲动，可是想想刚刚跟人家签的合同，再想想在离科罗拉多不远的加州有她心爱女儿在召唤，她必须坚持下去，并把能做的事情做好。

    上任后她率队打的第一个重要战役就是世界女排大奖赛，第一站就要回到她的祖国。她从没想过要跟中国女排、跟老朋友陈忠和一争高下，但是她希望自己执教的这支球队，在世界大赛上别给“铁榔头”丢脸。

    出征大奖赛前十天，她还在给那些在欧洲打球的主力球员发电子邮件、打电话，询问她们能否归队参加大奖赛。但是队员在回信中有的说要治伤，有的要休息，有的要度假，有的想陪家人，郎平无奈只能临时拼凑12名球员组成国家队参加大奖赛。

    最终确定大奖赛参赛队员名单前，有两名在欧洲打球的队员打电话给郎平，答应直接从欧洲飞到中国与球队会合，这让郎平喜出望外，至于她们的状态以及与球队的配合能达到什么程度，那就根本不能苛求了。

    凑齐了队员，准备出征，郎平开始考虑如何面对接下来的这场感情考验。

    深受全国人民喜爱的“铁榔头”第一次与中国女排隔网相对，还是在自己的祖国，在老领导、好朋友、记者和球迷的注视下，郎平希望自己能用行动给大家一个交代，那就是无论自己今后走到哪里，做些什么，她永远都是那个重情重义的“铁榔头”。

    因为郎平，“和平之战”未战先热，全国各主要体育媒体对郎平第一次率美国队回国参赛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小小的北仑，几乎快要沸腾了。

    想到在雅典奥运会十个月后和郎导的再次见面，我却没心思激动，拿着报社编辑兴致勃勃列出的一系列专题报道策划，还条条都要求独家，我的心里只有忐忑。

    严格地说那时我和郎导只有一面之交，除了雅典面对面做出的那篇“超级对话”，就是郎导接手美国女排前的几次越洋电话采访，距离交情还差得远呢。但是编辑认为我在郎导那里的面子已经够用了，至少足以完成对第一次“和平之战”的独家报道，这无形中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压力。

    听说已经有一大批记者早早去宁波机场蹲守了，我选择直接到体育馆等郎导带队来训练。到了训练馆才知道，另一批记者早就摆好架势严阵以待，做好准备随时恭候郎导到来。

    据说那天在机场，无数闪光灯同时对着郎导猛闪，记者的围拢令她寸步难行，但郎导表情轻松，语言幽默：“这么多年没见这世面了，有点不习惯，被闪得发晕了。”

    到了北仑，放下行李，郎导带队直奔训练馆。原以为经过三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飞行，在第一堂训练课上她只是让队员活动活动，没想到她居然带队练了三个小时，我们几十个记者只好站在场边饿着肚子陪了三个小时。其实练到后来，根本没有人关心美国队训练的内容，大家都为等训练结束听郎导说几句话，可是好不容易等到训练结束，几十个记者忽啦一下子聚到郎导身后两米处，形成一个半圆形的包围圈，居然没有一个人贸然提问，大家就那么静静地看着郎导收拾东西，目送她起身离开……

    众目睽睽之下，我不可能挤到最前面跟郎导打招呼，还好郎导一眼看见了人群中的我，从我身边走过时，她特意停下跟我热情地打了个招呼，这着实令我心头一热，一时间我只顾笑，只顾幸福，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等我反应过来，郎导已经被人护送着离开了。

    回到房间，我挺后悔好不容易见到郎导却什么都没说，但是再一想也没什么可后悔的，那种场合不可能多说什么，再说后面应该还有机会。

    大概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晚上睡着了，我梦见自己想采访郎导却根本接近不了她，编辑催得紧，我急哭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我还在为梦里的情景忧心忡忡，非常急切想联系上郎导。本想试试郎导回到国内会不会用半年前她给过我的手机号，但是犹豫了半天我还是决定再忍忍，看看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有没有机会。

    前一天采访未果，大家都为在新闻发布会上和郎平的见面做了充分准备，所有的镜头都早早瞄好了主席台上摆放“美国队”桌牌的位置，记者们也想好了抛给郎平的问题，但是郎平上来就争取主动，她说了三句话，立时抚慰了所有在场中国人的心。

    在主持人请她预测这次比赛前景时，她作为美国队主教练，应该首先使用英语，但是她拿起话筒说的第一句话是：“因为在座的都是中国记者，所以我先用中文讲话”；在发言的最后，她特别补充的一句是：“希望中国女排在本次比赛中拿到冠军”；到了提问环节，有记者问她担不担心自己像当年的小山智丽一样，她很坦然地回答：“我是美国队的主教练，但我是中国人，如果我能当好美国队的主教练，那我想也是为中国人争了光。”
她的回答引来阵阵掌声，而且赢得了深深的尊敬。原本设想各路记者会抓住难得的机会“围攻”郎平的场面竟然没有出现，记者们还自动放弃了发布会上最后一个向她提问的机会。

    “和平大战”尚未打响，一直身处众多媒体注视下的郎平，就用她于有意无意之间传达的信息让所有人深信，郎平对这份感情的态度，和所有的中国人一样，都是一辈子的珍惜。

    新闻发布会结束，我想走到通道边跟郎导打个招呼，没想到这一次我竟然没能挤出人群，郎导被簇拥着往外走时冲我笑了笑，之后就在我眼前消失了。

    我心里彻底发慌了，站在酒店大堂，我犹豫了半天是跟组委会的车我们住的酒店，还是留下来等郎导出现。就在这时，一个工作人员跑过来叫我，她以为我找不到记者的车了，拉着我就往外走。

    上了回酒店的车，我更加心神不宁。忍不住掏出手机拨通了郎导的国内手机，没想到接电话的真是郎导！她热情地喊我的名字，说她早就把我的电话存在了手机里，还一直纳闷我怎么没给她打电话呢……

    那么熟悉，那么亲切。

    寒暄过后，我很为难地问郎导有没有时间接受我的专访，她犹豫了一下，表示自己现在并不想说得太多，她满怀歉意地说让我再等等。

    话都说到了这个份上，我不能再勉强郎导。

    挂了电话，我做好了专访不成的准备，但是突然有一种想跟郎导说心里话的冲动，于是我把前一天晚上梦的情景写成短信发给了她。

    我没有考虑接下来自己要面对什么，只是发出这条短信，我的心一下子放松很多。或许是做了想做的事，说了想说的话。

    没想到不过是一分钟的时间，我的电话响了，是郎导打过来的！

    “马上我队里要开会，等会儿我这边闲下来，一定给你打过去，千万不要为采访不到我着急。”你很难想象我当时的心情，我就感觉有了郎导这句话，什么采访不采访，都已经不重要了。

    两个小时以后，郎导如约打来了电话。

    但是接起这个电话，我并不感觉开心。因为我知道这并不是郎导现阶段想做的事，只是她体谅我的难处，破例在帮助我完成我的工作而已。

    十年前您回国就任中国女排主教练，现在您作为美国女排主教练来中国比赛，您感觉十年间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郎平：人生和社会都不可以用十年这么简单的数字概念去概括，对于人的一生和社会的变迁，十年都是一大步。1995年初我回国接手中国女排，那时压力很大，自己没带过国家队，中国女排的状况也不好。记得当时我的首要任务是取得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在机场看着里三层外三层欢迎我的人群，我心里一点儿底儿都没有。当时，我回国执教中国女排是重大新闻，不过那个时候除了足球队，哪支国字号球队如果请外国人当主教练，那肯定比我回国执教的新闻价值更大。但是十年过去，去年在雅典，我看到了我们有好几个项目的国家队主教练都是外国人了。十年之间，社会在以令人惊讶的速度不断进步，我也终于步入了新生活。

    这次您带美国队回国，受到这么多的关注，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郎平：第一次以这个身份回来嘛，总是让人感到新鲜，有新闻价值，这个我在事先就想到了的。不过因为我知道大家都已经了解了我选择接任美国队的原因，所以我心里特别踏实。其实大家对我的友善我都看在眼里了，比如昨天大家辛辛苦苦陪着我们熬三个小时到训练结束，我知道大家不是对美国队感兴趣，都是在关注我，关心我。我也知道大家都想问我点儿什么，但是又问不出什么，没有什么新的话题，其实你们问了我也说不出什么，我对自己执教美国队该怎么走也还说不清呢！

    美国女排毕竟是一支世界强队，您是否希望通过带这支美国女排达到自己事业一个新的高峰？

    郎平：如果我是为了证明自己，或是实现梦想，我不会在这个时候选择带这样一支美国队。做出出任美国女排主教练让我最开心的，是我终于可以在每个周末从科罗拉多飞回加州，和我女儿在一起，我和女儿还可以在每个想通电话的时候拿起电话机自由地交谈，没有时差，我为此感到非常满足。

    您如何看待和陈导从朋友变对手？这两天您和陈导在一起聊天了吗？

    郎平：我到这里才不过24小时，还没跟忠和说上几句话。不过我们认识超过25年了，彼此之间的默契决定了我们的交流不需要很多语言。虽然身份的变化必然带动彼此关系的改变，但我相信我和忠和都会把一年里作对手的时间界定在每场比赛那短短几十分钟里的。

    您知道这场比赛被大家称为“和平之战”吗？

    郎平：知道，但是我不喜欢这样的提法。其实不管是“和平”还是“平和”，意思都非常好，我都挺喜欢；可是一加上“之战”就变味了，一下子把我们弄对立起来了就不好了。我和忠和又不交战，是中国女排和美国女排打比赛，而且这么说感觉不像是打比赛，倒是像是发动一场战争，让人不舒服。

 

    “忠和你有好几个助手就臭美啊？想当年我当中国队主教练的时候，我也有四五个助手呢！”看陈忠和指挥手下几员助教带队训练，郎平不禁跟陈忠和开起玩笑来。

     那时郎平还是个“光杆主教练”，因为她还没有跟美国排协谈妥支付助理教练工资的问题，所以球队参加大奖赛期间的助理教练是她临时从日本请来的一个志愿者。不过这个日本志愿者要在比赛开始后才能到位，此前郎平只能亲自上阵带训练。

    郎平起初也为这样的事跌眼镜，不过她把美国队带到中国，让我们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就轮到我们大跌眼镜了。

    在北仑比赛那几天郎平很忙，大家采访不到她本人，就只好想办法另辟蹊径，在美国女排里另寻目标。

    一天晚上吃过饭，《劲体育》的记者文涛问我有没有兴趣到美国女排下榻的酒店走一遭，看看会不会有什么发现。

    那天正好我们不出报，在房间里无所事事肯定没有收获，还不如出去采采风，我欣然同意，与文涛一起坐出租车到了球队下榻的老板娘大酒店。

    我们刚走进酒店大门，就看见门外通道上缓缓驶入一辆大客车，不用说，肯定是参赛的某支球队训练回来了。没想到第一个下车的竟是郎导，吓了我俩一跳，考虑到我们此时在球队下榻的酒店出现却并非赴约，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狗仔队”的行径，我俩赶快往暗处躲躲，目送郎导和美国女排队员进酒店，上电梯。

    最后从大客车上下来的是一个外国老头，他进酒店后并没有急于上楼，而是在酒店大堂转了一会儿。

    他是谁？我和文涛都没见过这个人，不认识。

    还好文涛带着大会发的秩序册，翻到美国队那页一看，我们惊喜地发现，这个老头竟然是美国女排的领队！

    真有如获至宝之感！我们迅速商量对策，决定上前约他，争取能请他到旁边的咖啡厅小坐。我们还担心美国人也对谈Jenny（郎平的英文名）敏感，决定先以采访的名义把老头约出来再说。

    老头正在等电梯，我们赶快走上前去，自我介绍，跟老头说明来意，他似乎很感兴趣，电梯来了都没上。听我们都说完了，他首先痛快答应我们的采访要求，然后看看表说等他上楼换件衣服，五分钟以后咖啡厅见。

    目送老头走上电梯关上门，我和文涛旁若无人地激动握手相庆。以我们对一支球队的了解，刚到酒店就能抓到领队这一级的人物做采访，那绝对是很有运气的事。

    为了挑一个安静的区域便于聊天，我俩先到咖啡厅里选好了位置，坐在那里等老头赴约。老头很准时，说五分钟一点不差，这让我俩对这位美国领队更有好感了。

    等他点好啤酒，我们开始采访。

    话题从这支美国女排的现况说起，说到了美国女排历史上的辉煌时刻，又说到了这次球队参加大奖赛的目标，老头侃侃而谈，滔滔不绝。

    文涛见时机差不多了，迅速转入有关郎导的话题。老头对郎导评价很高，说她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教练，说美国排协聘请Jenny担任女排主教练是做出了一个正确决定，从Jenny带队的情况看，美国队大有希望，等等。

    听到这里我们插了一个问题，问老头跟郎导是什么时候认识的。他想了想说差不多是在二十年前他就知道郎导的大名，他看过她的比赛，后来知道她当教练了，在中国，在意大利，现在来到了美国，不过老头说他此前并没见过郎导，今天在训练馆，他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铁榔头”。

    郎导事先连领队都没见过？这可是她的领导啊。我们觉得有些奇怪。

    老头似乎也意识到了我们的疑惑，所以他很认真地强调自己说的是真的，他是这天下午才飞到宁波来的，这是他第一次随美国女排出国，作为一个Volunteer（志愿者），获得这个机会让他感觉很荣幸。

    Volunteer？！不会吧？！

    我们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在美国女排，连堂堂的领队也是志愿者。

    我们立时没了跟老头继续聊天的兴趣，可是他的一杯啤酒还有少一半，出于礼貌，我们也得陪他喝完这杯酒。没想到老头谈兴甚浓，似乎找到了知音。见他说着说着将这一杯啤酒一饮而尽，文涛赶紧说：“天太晚了，您今天刚到中国就打扰您这么久，真是不好意思，您早点休息，明天还有比赛。”

    老头显然还意犹未尽，不过我们都说到了这个份上，他也只能上楼睡觉去了。

    从对领队的专访“降格”为对志愿者的专访，我和文涛的心理落差都相当大。送走了老头，我俩悻悻返回我们住的酒店，一路上都在自嘲，只是有一个问题实在搞不明白，美国女排怎么会把领队这么重要的职位随随便便交给一个志愿者担当呢？

    第二天，受文涛之托，也是为了满足我自己的好奇心，我给郎导打了个电话，请她帮忙揭开谜底。

    郎导刚听到我们在酒店约了秩序册上的美国队领队采访，就猜出我们“上当”了：“哈哈！你们还以为抓住一个大宝贝呢吧？还打算让他讲我的故事吧？他哪儿知道啊，他刚来！而且他是一个志愿者，喜欢排球，好像是因为他资助过美国排协，作为回报，美国排协邀请他当一次领队，跟球队出来转转！

    这实在是太出乎意料了。

    郎导说，从带美国女排第一天开始，她就被各种各样的让她惊讶的事包围了，有让她高兴的，有让她生气的，起初她总是自言自语说“啊？不会吧？”后来她知道了，在美国女排工作，对于一个在中国长大、习惯了中国式思维的人来说，必须经常告诫自己：没有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