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湖北荆州公安县30多名计生工作者前往县计生局要求维权，引起了广泛关注，媒体报道说，因乡镇机构改革，这些计生人员的事业编制被取消，他们自称工资待遇太低，社会抚养费不再按比例返还乡镇等，指责当地政府部门“卸磨杀驴”。2天后，有关部门答复他们：“正在处理”。

在人们的过往印象中，计生干部一向雷厉风行很威猛，他们真的也有需要维权的一天吗？在严格一胎化的几十年里，有机会上新闻的计生干部，往往都与被强制引产的孕妇相关联，需要维权的“弱者”一般是计生干部的工作对象，没想到时过境迁，他们也走上了维权道路。

所以必须追问，他们维的是什么权？据报道，公安县计生局一位局长提到，此前“为了调动乡镇计生干部工作的积极性”，社会抚养费会按照一定比例给予“返还”乡镇，但从2015年起，返还机制取消，“他们现在一分钱也拿不到”，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计生干部的收入，让他们“心理有些不平衡”。

原来是因为随着当地的乡镇综合改制，征收社会抚养费的返点没有了，这使得乡镇的“收入”下降了，不得不缩减相关人员的开支。在我看来，这种返点的取消和队伍的压缩在全面二孩时代只会越来越普遍，这是文明的趋势。举例说，如果企业效益变差了，员工创收的业务被砍掉了，与该项业务挂钩的提成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了，这本来就是市场经济当中很公平的按劳分配原则。这样的业务收入下降，在企业里面既不需要维权，也基本没有途径维权，活儿都没有了还怎么拿工钱？进一步说，又怎么好意思拿钱？

当地计生干部的特殊性在于，他们曾有事业编制，改制后变成了社会人，他们从身份到收入都有调整。从机构改革的思路看，这种改革表明当地政府在简政放权这个问题上是真抓实干的，值得鼓励，被改革者应该顾全大局，顺应时势，在新的岗位上创造未来。

至于收入方面的维权，他们无法回避一个伦理问题，那就是社会抚养费的返点虽然曾经是计生干部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部分收入无论在账面上还是在情理上都谈不上阳光，而且征收返点很大程度上鼓励了这项费用的征收，执法者坐享其利，执法的时候恐怕就很难单纯地以法律法规为准绳。从为人民服务的角度看，当地过去社会抚养费返点的详细情况，有必要对当地人民尤其是计生户做一个解释。

著名人口学专家易富贤提供了一组数据，“2000年生育率，公安县只0.96，荆州市1.09，湖北省1.06，全国1.22。2010年0-14岁儿童比例，公安县只11.9%，荆州市13.2%，湖北省13.9%，全国16.6%。”

该数据表明，样本中的公安县生育率和儿童比例不仅低于湖北和全国水平，而且相对幅度不小，从人性角度说，不正说明当地计生干部造孽甚多吗？天道无亲，报应不爽。如今他们终成弃子，说明哪怕伸手不见五指，天理有时而明——虽然还远远不够明。

进一步说：当地的计生效果为什么格外明显？是因为当地老百姓觉悟高，计生干部工作卖力，还是因为那个社会抚养费的返点？

有个化名李平的54岁计生干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这个岗位上干了29年，“后悔走计生这条路，有苦说不出”，并劝自己的子女别考公务员，然而他的后悔似乎仅仅停留在对编制和待遇的不满，有很强的“弃妇”心态，对于过去工作当中采取过的过激执法行为并没有特别的反省，反而引以为傲。这样的“维权”真的应该同情吗？

自今年1月1日起，全面两孩政策正式落地。根据以往计划生育工作的情况和民众生育意愿来看，即使全面放开生育政策，有意愿生育三个及以上孩子的夫妇少之又少。因此，减少超生、计划外生育和征收社会抚养费，在很多地方都将不再是基层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大量的基层计生人员也必须适应新的形势，调整工作重点。简单来说就是他们需要转型。

怎么转型？机构上早晚面临改革，变成亲民的服务型机构，这是基层管理思维的转型升级。从工作人员自身来看，他们需要学习更多的新知识和新思想，以适应时代的需要，从而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养老服务、优生优育、妇女儿童权益保护以及失独家庭的老人陪护等等方面。转型期的中国，各行各业都在面临转型，只有适应了新的时代发展趋势，才能赢得未来。

作者：陶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