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李白在《蜀道难》中说：“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 ”。杜甫在《蜀相》中也说：“丞相祠堂何处寻， 锦官城外柏森森。”“锦城”与“锦官城” （以下统称“锦官城”）的提法，对今天的人来说，都是指“成都城”。不过，在唐代之前，“锦官城”是指成都城吗？
    唐之前，东晋的常璩在《华阳国志》中记载，“夷里桥南岸，道东边起文学，有女墙。其道西有城，故锦官也。”南北朝李膺《益州记》中记载“锦城在益州南，笮桥东，流江南岸。昔蜀时锦官处也。城墉犹在。”可见“锦官城”，在汉代及以前并不指成都城，而是指官方将纺织作坊集中起来的，放在成都城外西南面那一块地方。该处有城墙，并专门有官员进行管理。

那么锦官城究竟在今天成都的哪个位置呢？《华阳国志》记载说：“城南曰江桥。南渡流江曰万里桥，西上曰夷里桥，上曰笮桥。”我理解“城南曰江桥”中的“江桥”，应该指成都城南外一应过江的桥。“流江”即今天的锦江。“万里桥”即今天俗称的南门大桥。有了万里桥这个标志物，夷里桥于万里桥西侧，笮桥又在其西上流。要判定“笮桥”于今的位置，按旧时成都此处桥梁溯江上寻。其最近的桥是西郊河（不是护城河，原与西郊河平行的护城河于1958年填埋。）下游与锦江汇合处的迎仙桥。迎仙桥位于传统通往温江、崇州至雅安方向的官道上。不要忘了，“笮桥”中的“笮”字不仅含有“竹索”的意思，还含有“邛笮”这个西南夷部族的意思。“笮桥”又可以理解为“通向邛部、笮部的桥”。锦江上游为清水河。清水河系主流，摸底河是其分水，西郊河又是摸底河的分水，据此西郊河流量应相对少于前两河，在流量不大的河流上，用竹索造桥更容易些。且此桥距成都城垣西南角不足一百米，当年桓温南来攻城时，与李势蜀军大战于此处笮桥，是合理的。“笮桥”位置一经确定，“夷里桥”的位置就好办了。

大家都知道，过万里桥向南的路，历来是通往乐山、云南昭通方向的正道、官道。笮桥又是通往西南夷的传统官道。那么两桥间的“夷里桥”又通向何处呢？

《华阳国志》只说了夷里桥南岸两侧情况，并未说，过桥后的道路继续向南会通向何方。查笮桥与万里桥间距离约两千余米，两桥已是成都城分别通向南和西南夷官道的重要桥梁，它们中间就无必要再有一座通衢大桥了。此桥又被史料记载，可见此桥又极为重要，其原因是该桥通往的地块其东侧在东汉永初（107─113）时，就修建了学校。西边则为锦官城。可见夷里桥只是通向学校和锦官城的专用桥梁。

流经笮桥、夷里桥的流江（锦江），“织锦濯其中，则鲜明。濯他江则不好”。这就说锦官城位置在流江边。回忆万里桥与笮桥间历史地理。锦江与西郊河汇合后，先向东南、后向东北方向转了一个弧圈到今彩虹桥止，在其北岸形成一块今称百花新村的弧形地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今百花新村地块，老人们都记得，百花新村（曾经是成都拉圾堆放处，老百姓俗称此地块为“渣滓坝”）与城墙边的马路（今锦里西路）间，有一段河道，上下与锦江相通，将百花新村分割成岛屿状，这段河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还存在，其中段还有一座桥，于是我判定历史上曾有过的这座桥所在的位置，就是两千多年前夷里桥的位置。从万里桥上溯到迎仙桥，其锦江的北岸在旧时，唯有百花新村处的岸边有石条砌成的保坎（或城墙墙基）。旧时，站在此处向南边望去，一片田野的约七百米远处，就是“锦官城外柏森森”的武侯祠。因此今天百花新村所在地块就是唐朝之前的成都锦官城城址。

   “锦官”则是住在锦城内管理纺织的最低级官员。地位不高，但身份显要。2012 年7 月至2013年8月考古工作者在成都北门天回镇老官山发掘了四座西汉木椁墓。其中二号墓主为约50岁的女性，在她的椁室底箱内居然出土了四台织机模型，同时在织机模型周围还有15件彩绘木俑，有的木俑为坐在织机上作工作状。将一个织锦作坊连同它的织工们制作成模型，放入底箱作陪葬。可见这位高龄女性墓主的地位非同于一般织女，她的权力应属锦官之列。无独有偶，2007年，江西省发掘出的东周靖安大墓中，那具主棺中躺着的也应是一位“锦官”。锦官职位不高，只相当于旧时的工头，故待遇比织女要高规格一些。
    在靖安大墓中，47人的身份并不高，集体同时被毒杀，却又以高规格、有序而从容地被安葬，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些织女能编织出高等级的各色丝织品，所以她们这个纺织团队也就成为徐国国君的一笔“财富”。一旦徐国大厦将倾，国君逃难之中，又不愿将这笔“财富”拱手相让，只得狠心灭掉这个团队。成都老官山二号墓中，能将一个织锦作坊及织工模型作为陪葬物，也是将织锦作坊及织工作为“财富”的一个表现。成都的锦官城，不仅四周被水围着，而且还有一道城墙（东汉李膺见到“锦官城”时，“城墉犹在”），除了是实施严格管理的举措外，还应是官府视其为重要财富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