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始社会里，大概最初人人都祭神，人人自以为能通神；后来才有了专职的通神的巫；再后来巫兼史，巫史还是一人；后来巫史分了家，巫主神事，而史主人事。

司马谈在汉武帝建元年间，果然学有所用，开始作了史官，即太史令，通称太史公。“公”是当时习用的称呼，不一定是尊称。史官是汉武帝新设的一个官，职掌天时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在汉武帝看来，不过是倡优一流，世俗也很轻视。史官从来还职掌记录，搜罗并保存典籍文献，这是史官的传统。司马谈自觉地继承了这一传统。

汉武帝出巡四方，无论是为了祭祀或其他事情，司马谈以他史官的责任，大概总得作为一个侍从跟随汉武帝到处奔走的。

但司马谈并不是一个庸俗的官僚，他对他的卑微的史官职守却抱有崇高的理想。这个理想表示在他最后对司马迁的遗嘱中，司马谈在“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的便利条件之下，他不止抱有论著历史的理想和计划，而且在长期的三十年的史官职守之内，他可能已开始了部分的撰述工作。可惜今天在《史记》一百三十篇内，究竟哪几篇是司马谈的手笔，我们实在很难辨别出来。我们只能这样说，司马谈对历史论著是抱有宏愿的，而且在搜罗记录和保存历史资料等等方面，也尽了一生的努力，他给伟大的《史记》的创作，确乎作了某些不可磨灭的基础工作。

汉初的官僚制度规定：一般学童要年在十七岁以上，能背诵法官应用的法律条文，并能“推演发挥”其精义，再能缮写九千字，才可以当县或郡的一个文书。如果缮写文字，还能写得所谓“八体”，县就可以推荐到郡，郡又推荐到太史，太史把上述科目合试一下，最优秀的就可以作尚书、御史等官。无论官吏或老百姓上书，文字如果写的不正确，还要受到弹劾。

董仲舒的《春秋》学说和孔尚任《尚书》学说，对年轻的司马迁都是有很深的影响。特别是董仲舒的《春秋》学说，竟成为司马迁著作《史记》带有根本性的思想上的动力。

二十岁的司马迁，好像准备要继续父谈的史官事业。他停止古文经传等等简编的诵读，去访问名山大川，接触伟大祖国的土地和人民，实地考查古代和近代的历史，这种实践精神，在两千一百多年前是多么难能可贵!

诗人屈原的悲剧故事，好像特别具有一种力量使他向往。他到了长沙的罗县，访问了县北汨罗水屈原自沉的地方。屈原不幸的遭遇，引起年轻的司马迁的深刻同情和幻想，他为之凄楚流涕，想见屈原的为人。

孔子生前所居堂和弟子们的宿舍，改为现在的孔子庙。这里陈列着孔子的衣、冠、琴、车、书等。司马迁很早就读过孔子的书，现在参观孔子的庙堂、车服、礼器等遗物，又看见在孔子的遗风影响之下，儒生们按时习礼的情景，这一切，使司马迁对孔子发生无限的崇敬，以至于幻想要亲眼看到孔子的为人。他在这里住的时间很长，默默地体会，细细地观察，处处可以看到孔子的遗风。这是印证古书的地方，他当然要在这里尽量向儒者们请教，讲习学业。他还到齐国的都城（今山东临淄）去过一趟，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

司马迁的这一次长途漫游，是一个壮举，也是一个创举。这是他的学习和实践。他游历了祖国的广阔的山河，接触了广大人民，考察了历史遗迹，知道了许多历史人物的逸事、逸闻，了解了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阔了眼界，扩大了胸襟，他的收获不但是丰富的，而且是极可宝贵的。这对于他后来整理“六经异传”和“百家杂语”的伟大工作，无疑是有极大的帮助的。尤其重要的，是他在彭城、沛、丰一带的漫游守护，这对于他后来描写秦楚、楚汉战争的形势和以刘邦为首的汉王朝初期统治集团的面貌，必然会发生很大的影响。

到三十五岁为止，他已经游历了我们伟大祖国的东南、西北、中原和西南的广阔地区，他的实践经验愈来愈丰富了。

封禅大典是帝王祭祀天地的一种特别隆重的典礼，先要到泰山顶上筑坛祭天，这叫做“封”；然后在泰山底下的小山上辟地祭坛，这叫做“禅”。一个帝王举行了这种典礼，才表明他是真正的受命天子。

司马谈把他毕生的事业和理想最后遗言留给司马迁了。他希望司马迁在他死后，仍然做一个太史；做了太史，不要忘记他所欲论著的一切。他以为一个人事亲、事君的最后目的在于自立，扬名后世，以显父母，这是最大的孝道。他看到孔子死后，至今四百多年，诸侯兼并，史记断绝。当今海内一统，明主贤臣、忠臣义士等应该论述的人物，他作为一个太史而没有去论述，废弃历史事业，甚为惶恐。他希望司马迁记住这件事。司马迁眼看这种情景，垂着头，流着眼泪说：“儿子虽然缺乏才能，但一定得把父亲所整理的历史旧闻论述无遗，不敢稍缺。”之后，司马谈大概就瞑目长逝了。司马迁接受了父亲的遗命，因为他这次出使尚未覆命，也因为他的郎中的经常职务，他不能多耽搁，必须赶快上山东侍从武帝。

司马谈逝世后第三年——公元前一零八年（元封三年），司马迁（38）如他父亲的遗言，正式做了太史令。司马迁抱着极大的热情来对待他的职位，他几乎断绝一切往还应酬，忘掉了个人的家庭事务，日夜思虑怎样贡献他的全部才能和智慧，专心一意地钻研自己的工作，以求得到武帝的欢心与信任。从为太史令起，他开始了未来的伟大工程的基础工作。在国家的藏书处（石室金匮）阅读、整理一切历史资料。这个工作的开始是很困难的，因为从汉初解除“挟书律“到武帝这时候，国家的藏书已经非常丰富：“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但是杂乱一堆，连一个可资查考的目录也没有。请设身处地想一下，司马迁以一人之力，从大堆杂乱的断简残编里，抽出历史的故事条理，这需要怎样高度的热情和创造性的劳动！

司马迁四十二岁正是精力充沛的时候，开始著述《史记》。在开始写作以后的七年之内，司马迁是在汉武帝不断出行的间歇中努力进行他的著述工作。不过侍从武帝出巡，是司马迁的职务以内的事，而且对他的著述工作是有帮助的。二十多年以来，司马迁从全国范围的游历之中获得的历史资料，已经和他的著述工作构成不可分割的关系。真正打断司马迁的著述工作的，不是汉武帝的每年的出巡，而是他的翻脸无情、极端残酷的刑法。

四十八岁的司马迁，仅仅由于良心、公正和直言，遭到了如此不幸的冤狱。

悲士不遇赋⑴

悲夫！士生之不辰⑵，愧顾影而独存。恒克己而复礼，惧志行而无闻⑶。谅才韪而世戾，将逮死而长勤⑷。虽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⑸。何穷达之易惑⑹，信美恶之难分。时悠悠而荡荡，将遂屈而不伸⑺。

使公于公者，彼我同兮；私于私者，自相悲兮⑻。天道微哉，吁嗟阔兮⑼；人理显然，相倾夺兮⑽。好生恶死，才之鄙也；好贵夷贱，哲之乱也⑾。炤炤洞达，胸中豁也⑿；昏昏罔觉，内生毒也⒀。

我之心矣，哲已能忖；我之言矣，哲已能选⒁。没世无闻，古人唯耻⒂；朝闻夕死，孰云其否⒃！逆顺还周，乍没乍起⒄。理不可据，智不可恃⒅。无造福先，无触祸始⒆。委之自然⒇，终归一矣！^[1]

2作品注释编辑

⑴不遇：没有机遇，指没有机会施展才能和抱负。

⑵生之不辰：生不逢时。

⑶恒克己而复礼，惧志行而无闻：经常约束自己以回复和符合礼的要求，唯恐自己的志向和行为默默无闻。“惧志行而无闻”，另本作“惧志行之无闻”。

⑷谅才韪（wěi）而世戾，将逮死而长勤：相信自己才高而世道暴戾，要至死而勤勉不息。谅：信。才韪：才质美好。韪：美善。逮：到达。

⑸虽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虽有形体而不得显扬名声，徒然有才能而不得施展。

⑹穷达：困窘和显达。

⑺屈而不伸：蒙受委屈，得不到伸张。

⑻使公于公者，彼我同兮；私于私者，自相悲兮：大意是说，那些秉公处理公务的人，与我志同道合；那些以私情对待私党的人，我以为可悲。

⑼天道微哉，吁（xū）嗟（juē）阔兮：指天道幽深难知，旷远难见。吁嗟：感叹词。

⑽倾夺：指统治者互相倾轧、争夺。

⑾好贵夷贱，哲之乱也：爱慕富贵，鄙夷贫贱，是理智的惑乱。哲：哲人，明智的人。

⑿炤炤洞达，胸中豁也：明辨事理清楚透彻，通晓领悟。炤（zhāo）炤：同“昭昭”，明亮的样子，这里意为明白。洞达：通达，透彻。豁：开阔明朗的样子，形容通晓领悟。

⒀昏昏罔觉，内生毒也：昏愦迷乱而不觉醒，是因内心受了毒害。昏昏：迷乱、不明事理。罔：不、没有。

⒁我之言矣，哲已能选：大意是说，我的心意如何，哲人自能揣度；我言论中的是非，哲人自能选择。哲：才智卓越的人。

⒂没世无闻，古人唯耻：终生默默无闻，古人以为耻。《论语·卫灵公》：“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⒃否（pǐ）：《周易》中的一卦，为“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这里是不善、不利的意思。

⒄逆顺还周，乍没乍起：背逆和顺遂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忽起忽落。还周：循环。还：通“环”。

⒅理不可据，智不可恃：意思是，对待当政者是不可能依理恃智的。

⒆无造福先，无触祸始：不要跑到福的前面，也不要接近祸的开端。造：往，到。

⒇委之自然：托付于自然。委：托付。自然：指宇宙万物。^[1-2]

3作品译文编辑

我悲叹士人的生不逢时，自愧顾盼身影孤独一人。时常约束自己，使言行合于礼，唯恐志向与行为默默无闻。自信才质很高而世情不正，将至死都永远辛勤。虽有形相但不能彰显于世，空有才能却不得展示于人。为何困厄与通达容易使人迷惑，美与恶确实很难辨清。时光悠长而没有穷尽，我将只能屈而不能伸。让那些公心为国的人都和我相同啊，私心为自己的人自己去悲哀吧！天道那么精微啊，哎呀又那么疏阔；人间事理显而易见，只有互相倾轧和侵夺。贪生怕死，是品质的卑贱；爱贵轻贫，是智虑的混乱。明白透澈，是胸中豁达开朗；糊涂迷乱，是内心生了毒害。我的心意，明智的人已能猜想到；我的言论，明智的人定能把它入选。终身默默无闻，古人当作羞耻。早晨知道了真理晚上就死去，谁能说不该如此。逆与顺循环往复，忽而没落忽而兴起。没有人事先就造下洪福，也没有人起始就遇到大祸；委身于自然，最终还是归为一体啊！^[3]

《悲十不遇赋》是一篇有典型意义的抒情小赋，在“美恶难分”的封建专制淫威下，一个公正的、有才能的士大夫，大概总会遭遇到“理不可据，智不可恃”的命运的。从这篇作品里，我们看到一个饱经忧患、感慨深沉而又“逮死长勤”、终身坚持理想的老人。

刘向、杨雄、班固等人曾经一致承认司马迁著作《史记》的最大特点是“实录”，实录的意思，按照班固的解释是“不虚美，不隐恶”，即如实著录。这是对待历史的态度问题，对于一个严肃的、科学的历史家也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历史著作既以历史事实为依据，而不歪曲、不夸张地按照历史事实的固有情况著录，使那些历史真实固定下来，这才有可能成为信史。这个道理好像很平常，但在封建专制时代，坚持这种道理却是很不容易的。

《史记》以叙事为主，各篇除极个别的外，都是叙事多而议论少，极端尊重历史事实，这显然是司马迁的这种著作理想的自然结果。由此我们也就可以进一步知道，司马迁的实录并不是完全被动地直录一切事实，而是有所选择地寓其理想于那些实录之间的。出乎司马迁意料之外的是，他考察社会了无数的历史事实反而发现封建社会的道理很难通了。

司马迁掌握了大量的资料，并审慎地处理那些资料；忠实于客观的历史事实，并希望通过那些事实表明他对社会现实的种种理想：这就是司马迁创造《史记》这一伟大著作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态度。

司马迁承认陈涉几个月的政权，以为“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不承认楚怀王而承认项羽的政权，以为“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不承认汉惠帝而承认吕后的政权，以为“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显然这是从客观实际出发，承认历史的客观实际的变化和发展的，实在打破了他所谓“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这一简单机械的历史循环论的公式。

司马迁认为社会不只是帝王将相等统治人物高高在上的单独的存在，而是有各种人物存在的人群的整体；历史也不只是帝王将相等统治人物的历史，而是包含各个阶层的全民的历史。而且还可以注意的是，司马迁也写了外国君长统治的历史，这也说明历史不止是中华名族单独存在的历史，而是中外民族共同存在的历史。这一整体的、全民的社会历史的观念，是秦汉以来大一统的局面在文化上的反映。司马迁的伟大创造正是给他的时代以最充分的表现。

司马迁大胆歌颂游侠，是与广大人民有联系的，他实际上是歌颂了广大人民反抗强暴的愿望的。因此，我们觉得，司马迁肯定的游侠这类人物是应该肯定的。

通过对《游侠列传》的分析，我们就可以比较具体地认识到司马迁褒贬人物的尺度。他并没有受统治阶级的传统的道德标准的束缚，而直接从被压迫人民的利益与愿望来看道德问题。这就是正统史家所以攻击他“谬于圣人”的缘故。司马迁在《伯夷列传》里所提出的封建社会的是非、善恶的问题，显然是在《游侠列传》里得到了解决的。

作为古典文学作品看的《史记》，是和《史记》之为历史著作的特点分不开的。历史著作和文学作品是两种不同的认识形式；前者是科学的范畴，后者是艺术的范畴。而《史记》的人物纪传则是它们的巧妙的结合和统一。《史记》里的许多人物以及它们的实践活动都是实有其人和实有其事的，这是它区别于传奇小说而为历史著作的特点所规定的。《史记》的人物传记所以富有文学性，在于它根据确实可信的历史真实，加以选择、剪裁和强调，通过简洁明晰和通俗的语言，忠实地塑造了各种人物的个性和典型性，从而反映了一定社会的复杂生活及其本质和面貌。这就是司马迁的现实主义。历史的“纪传”体也许“古已有之”，但使这种“纪传”体成为我们所谓传记文学，则不能不说是司马迁的空前独创。司马迁的许多人物传记是历史和文学统一的范例，司马迁是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的历史家和文学家。

司马迁的坚持实践和理想的精神是首先应该肯定的。他的实践精神，表现在他的一生几乎游历了伟大祖国的广阔领土的全部，从而获得了丰富的现实知识和历史知识，以致成为他的伟大著作密不可分的构成部分。他的理想，表现在他坚持以生动的、具体的历史事实来表明客观社会的变化发展和善恶是非，而当这一理想遭到严重的、致命的打击的时候，他拭去了耻辱的血泪，继续坚持他的理想。司马迁的实践精神和他的理想是统一的。他的理想，通过努力的实践，终于变成了现实。伟大的《史记》就是这种坚持实践和坚持理想的精神的结晶。

在中国文学史能够，司马迁真正是一个开山的人物。他对中国史学的伟大贡献，在于明确了全面的、发展的历史观点，建立了一种有组织系统的、完备的历史方法，整理了中国自发展以来三千年的历史。《史记》记录了自然现象和社会、文化现象的许多重要方面，它的内容的广泛性，表明了全面的历史观点；而对每一现象的记录，又都不是平列或堆集，而是“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表明了发展的历史观点。它的纪、表、书、世家、列传等五种体例，互相独立而又相互联系和补充，表明了完备的历史方法。伟大的《史记》，从内容到形式，反映了科学的系统性、复杂性和深刻性。它是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目的，以后世所谓“纪传体”为形式，第一次整理了中国三千年的发展的历史。这是司马迁的伟大创作。

司马迁从根本的实录精神出发，首先他要选择或识别人物，从而选取其可信的和重要的事迹，适当安排、裁剪，并加以一定的具体描写：这是司马迁写作历史人物传记的一个创造性的、典型化的过程。他给历史人物不是写履历表，而是塑造形象。他写的许多人物不仅是实有的、互不相同的个别人物，而且是一定社会条件下具有典型意义的代表人物。他突出地写出了人物的重要方面，反映了复杂的、丰富的历史内容。由于他努力模拟或运用口语来描写人物，许多人物的个性典型性更明显了，更加强了。因此，他的许多篇历史人物传记，不只是可信的、卓越的历史文献，而且是可欣赏的、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司马迁真正第一次把文史巧妙地结合起来了。

具体地描写历史事件，增强故事性，是司马迁写历史人物传记更为出色的一个方法。这种故事性的描写很多，以至我们可以无须举例。那些家喻户晓在艺术上发生长远而深刻影响的历史事件，固然和它们的历史意义有极大关系，但是不可否认也一定和它们的故事性有重要关系。因为通过那样的有细节有场面的具体描写，使那些历史事件鲜明起来，使某些人物形象生动起来，因而给人们以深刻的、难忘的印象。比较一下鸿门宴的几处详略不同的记事，就知道简单的梗概叙述和具体的故事描写，它们的动人力量是不能相比的。

司马迁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而且是卓越的；他的影响是广阔的，而且是长远的；在中国思想史，天文学史、史学史和文学史上都有其崇高的、光辉的、不可磨灭的地位，司马迁是中国的文化伟人，也是世界的文化伟人。

司马迁之所以能成为这样的文化伟人原因当，然在于他的才力、家学渊源以及他的坚持实践和坚持理想的精神，但是更重要的，还在于他的具体的历史时代。秦汉以来统一国家的形式，结束了政治上的分裂局面，也结束了思想上的百家论争。总结古代以来历史文化并从而给大一统局面以哲学和历史的解释，成为秦汉以来新的历史时代即新的封建统治阶级的现实要求。到了汉武帝时代，统一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于是这种要求就更为迫切了，条件也更为具备了。伟大的司马迁的成就和他的具体历史时代即汉武帝时代是有血肉关系的，他是汉武帝时代文化上的真正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