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组织参与政府购买服务，对于深化政府体制改革和推动社会治理创新有着重要意义，它不仅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公共服务的社会化，也有利于政社合作，推动政社关系转型。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明确提出推广政府购买服务，相关部委也出台了一系列办法和指导意见，支持和规范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推动购买服务的制度建设。在实践层面，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在力推政府购买服务，改变公共服务供给的方式，将其作为政府与社会契约化改革的平台。

随    着政府购买服务的推进，越来越多的资源进入慈善组织，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有效地管理和运作。目前的政府购买服务政策体系，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政府购买服务取得的收入，没有相应的税收优惠。购买服务多为公共性和公益性项目。根据现行法规，政府购买服务取得的收入却不纳入非营利组织免税收入，需要缴纳25%的企业所得税；二是政府购买服务没有建立有效的评估、问责和监管机制。购买服务是为了有效地实现公共服务供给的方式之一，需要进行产出的评估。但现行的购买服务评估程序繁琐，指标体系不够完善。这些不仅不利于政府购买服务的规范化发展，也挫伤一些慈善组织组织参与购买服务的积极性。

在即将颁布的《慈善法》中，明确提出政府购买服务是推动慈善事业发展的促进措施之一。草案的第八十三条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可以依法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符合条件的慈善组织向社会提供服务，并依照有关政府采购的法律、法规向社会公开相关情况。尽管草案并未对购买服务及税收优惠方面的政策，做出更为具体的规定，但是突出了其对于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为接下来推动相关政策的改进提供了重要契机。

    为在《慈善法》颁布后更好地推进政府购买服务，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慈善组织购买服务收入，应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政府购买服务收入作为慈善组织的收入来源之一，这部分收入不能作为税源，而应获得税收优惠。目前《慈善法》草案中就此没有表述。从慈善组织提供服务的角度，将购买服务列为营业收入，需要缴纳相应的税收。但是从税收的角度来看，这部分资金来源于财政，对于公共资金征税是双重收税，尽管对于慈善组织来说，缴税实际上并无额外损失。在实践中，例如沿海地区的一些社工服务机构，绝大多数收入来自购买服务。如果购买服务收入没有纳入慈善组织主要收入来源，对这部分组织来说，将面临着慈善组织的认定标准、资金监管等一系列问题。从宏观角度考虑，应尽快调整与此相关的税收政策，将购买服务收入纳入税收减免的范畴。

    第二、完善购买服务的评估与问责机制，纳入慈善组织综合性监管问责体系。购买服务的评估、问责和监管是相对薄弱的环节，从体制建构的角度，应将其与慈善组织的认定、监管、评估与问责结合起来，是《慈善法》颁布后需要重点关注的议题。例如广东、海南等地方已经开始实施的年度报告制度，将慈善组织放进整个社会的问责系统，问责结果就应与购买服务、税收优惠、组织评估等环节实现对接，从而形成一个闭环。在改革方向上，可以借鉴英国等国家的做法，将公益资格认定、购买服务与评估等各个环节对接起来，纳入慈善组织的综合性监管体系，避免重复问责，构建有效的统一、综合的评估系统。

    第三、加强政府购买服务中针对政府的问责，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根据政府购买服务的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已经明确规定购买服务的内容、方式、流程和监督。一方面要加强对购买服务预算执行情况的监控，做好购买服务的信息公开，提高预算执行的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另一方面要加强购买服务的政府绩效评估，引进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进行独立、综合的评估，确保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供给。在实践中，购买服务往往是政府不同部门实施的，应该严格将评估结果作为客观依据，反过来可以改善现行的购买服务机制。例如购买服务跟民政部门社会组织评估级别已有衔接，未来应进一步研究和完善相关的衔接机制。

    第四、减少行政审批环节，推动政府购买服务体制改革。在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的背景下，简化购买服务的申请、评估、问责程序等环节，将有利于激发慈善组织参与购买服务的热情。与《慈善法》出台同步，慈善组织管理体制正在诸多方面进行改革：如年检制度改为年度工作报告制度、税收优惠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以及调整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确认程序等。按照这类减少审批环节、简政放权的改革思路，进一步深化购买服务体制的改革，完善我国的政府购买服务体制。

    购买服务是政府对慈善事业发展的支持和促进。既然将慈善组织纳入公共服务的供给方，那么对于公共服务的提供，也需要社会各方的监督和问责。在《慈善法》正式颁布后，构建和完善购买服务的制度体系，继续推动购买服务的发展，将是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支持慈善组织发展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