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爱吾师（七十五）

文道薪火——高校老师散记（三十三·南师大1）

陈 艺 鸣

  继1992至1993年举办省中师青年教师教学研究班之后，省教委师范处加大了师资培训和提升的力度。1994年，委托南京师范大学，招考师范学校在职青年教师，定向培养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但名额有限，范围较小。1995年，此项工作进一步全面拓展，由南京师范大学举办为期两年的“高等学校研究生课程班”，面向全省中师在职青年教师，在中文、数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等几个专业方向，开设了硕士研究生重要课程，省内36所师范学校近千名青年教师报名入学，利用假期等业余时间，到南师大集中授课，平时则不脱产自学。我报名参加的是中文方向古代文学专业的课程进修。从1995年3月至1997年4月，两年时间里，或大讲座，或小课堂，我们听取了陈美林、钟振振、沈新林、石家宜、张采民、陈少松、顾福生、王星琦、潘百齐、陈书禄、张中、刘丹青、吴炫、赵生群、凌焕新、张中原等老师分别讲授的古代文学相关基础课、专业课和公共课等近20门课程，初窥了硕士研究生课程的门径，学历和能力都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提升。

南京师范大学颁发的高等学校研究生课程班结业证书

不过，就我而言，尽管结业证书上记载各科成绩优良，但自知缺乏广度、厚度和深度的支撑，由若干骨干课程构建的研究生知识体系，仅仅是初具框架而已。这是不脱产业余学习的先天不足，最后能否成正果，就得看自己的修行了。倒是南师大各位授课老师，术业有专攻，文道传薪火，以其先进的学术思想、新锐的学术意识和前沿的学术成果，给了我们强有力的震撼、启迪，对以后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刘丹青老师

1995年3月，在南师大举行开学典礼之后，第一个给我们中文方向学员上大课的，就是刘丹青老师。当时他是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少壮派，朝气蓬勃，在一座老旧的大阶梯教室里，面带笑容，自报身份：“我是你们的教学班主任。”给我们上的课，是介绍“文化语言学”。这是一门八十年代中期在国内兴起的新生学科，介于文化学和语言学之间，主要研究两者关系及其相互影响，具有交叉性和边缘性，大家很感兴趣。

刘老师首先明确“文化”的概念。他认为，作为科学研究对象，“文化”具有二重性。就像英语中culture（文化）有“不可数”和“可数”的二重语法、语义性质一样，汉语里的“文化”概念，也具有二重含义，可对应分为“不可数文化”和“可数文化”。前者指的是与自然界相对的人类共同文化；后者指的是与特定群体相联系的各具特点的文化系统及亚文化、文化圈等等。（听到这里，我立刻产生了一个想法：从逻辑的角度看，是否可以认为，“不可数文化”其实就是集合概念，而“可数文化”则是非集合概念？于是和身旁的王晖老师小声交流了一下，他点点头，给我看了他的笔记，也写着“集合概念”。）对此，刘老师举例说明：一个农村老太太，虽然大字不识几个，但是却通晓当地繁琐复杂的丧葬仪式和操办流程，你能说她“没文化”吗？其实她了解和掌握的“丧葬文化”，要比我们在座的“有文化”的大学生、研究生多得多。而葬礼就是一种“可数文化”。这个例子通俗易懂，大家一下就明白了，而且牢记不忘。接着，刘老师又举了另一个例子：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1944年应美国政府之邀，对日本文化进行研究，以便为制定对日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和帮助，1946年出版《菊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一书，成为美国占领军当局了解、征服和统治日本民族的最有价值的参考资料。书中所研究的对象，正是日本岛国的民族心理、民族精神等亚文化、文化圈，也属于“可数文化”。这两个例子，一小一大，举重若轻，生动深刻，显示了刘老师的授课艺术和教学水平。

讲到可以“透过语言去考察不同的文化”时，刘老师则以“面”、“粉”为例来加以阐述。现代汉语中，在“粉末”的意义上，“面”与“粉”是同义词；但在实际语言运用上，去存在着不同的差异：南方叫“胡椒粉”、“玉米粉”，北方却叫“胡椒面”、“玉米面”；麦子磨成的粉，北方叫“面”，南方叫“面粉”；米磨成的粉，南方叫“米粉”，北方叫“米面”；北方用面粉制成的“面条”，南方叫“面”，如“挂面”、“水面”；南方用米磨成粉制成的类似食物，却不叫“米条”，而叫“米粉”（或“米线”）……如此种种，语词上的差异，正是北方麦作和南方稻作两种不同文化的反映。

    类似这些语言现象，林林总总，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我们以往却熟视无睹，不以为意，从未有过深入的思考和探究。刘老师的课让大家耳目一新，眼界大开，对“文化”和“语言”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开始有了新的视点、新的认识。第一次集中面授结束，回到学校后，我立即借阅了刘老师在课上提到的《菊与刀》（本尼迪克特）、《方言与中国文化》（周振鹤、游汝杰），还有《语言学漫步》（田中春美）、《现代汉语方言》（詹伯慧）、《汉语方言概要》（袁家骅）、《语言与文化——英汉语言文化比较》（邓炎昌、刘润清）等著作，其中桥本万太郎的《语言地理类型学》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因为书中有关的欧亚大陆“畜牧民型语言”和“农耕民型语言”的区别；汉民族形成过程，以及汉语本来是南方型语言，后来受到北方阿尔泰语的影响而逐渐产生了较大变化等论述，让我联想到刘老师课上讲授的内容，真正激发起了学习文化语言学的浓厚兴趣。于是又先后购买了《语言与文化》（罗常培）、《文化语言学导论》（戴昭铭）等一批相关书籍，进一步深入学习。

在阅读语言学大师罗常培的经典名著，被誉为文化语言学研究里程碑的《语言与文化》的过程中，第四章“从借字看文化的接触”里的一条论述引起了我的注意：

祖母绿 绿柱玉（emeraid）一名翠玉。《珍玩考》又称“祖母绿”。《辍耕录》作“助木剌”，《清秘藏》作“助水绿”（水盖木字的讹写）。后面这三个名词都由阿拉伯文zumunrud译音而成。

由此而受到启发，想到唐代诗文中“瑟瑟”一词也是借字（如温庭筠《瑟瑟钗》），实际指的是来自西域于阗、石国（塔什干）等地的一种蓝宝石（天青石），有的也被认为就是“祖母绿”。以此为线索，考据探稽，尝试着从文化语言学的视角，阅读和理解唐代诗歌，写了《昆山玉碎凤凰叫——从唐诗玉石语词看外来文明》、《水精如意玉连环——从唐诗玉石语词看外来文明（续）》、《珠棹时敲瑟瑟山——从唐诗玉石语词看外来文明（续二）》、《玉中仍是青琅玕——从唐诗玉石语词看外来文明（续三）》、《异国名香满袖熏——从唐诗香料语词看外来文明》、《兰陵美酒郁金香——从唐诗花卉语词看外来文明》等系列文章，陆续发表在高校学报上。

只是这些习作都是在1997年研究生课程班毕业以后写成的，而刘丹青老师早在1996年，即我们尚未结业之时，就调到上海师范大学去了，所以也就没有机会以学生的名义请他指教了。

结业几年之后，学校要求开设选修课，我立刻想到了文化语言学，想到了刘丹青老师。于是，笨鸟勤飞，写了六本备课笔记，鼓起勇气，也给学生上起了文化语言学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