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爱吾师（三）

质朴笃实的石济东老师

陈 艺 鸣

石济东老师是我们高中阶段最后一任的语文老师，同时还兼任我班的副班主任。

（通中1975届高二（10）班毕业照，右四为石济东老师，右五为曹子能老师）

    石老师是如皋人，和曹子能老师一样，也是在1972年“复辟回潮”中从工厂调来的大学生。石老师话不多，但因为他来自“七一”机床厂，那是我母亲下放的工厂，所以我和他就多了一个话题。慢慢地，我们对石老师的了解也多了一些：他1966年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那时“wen革”刚开始，工作分配还算正常，被分到南通日报社。可惜好景不长，“wen革”愈演愈烈，他们这几批大学生都被下放的工厂基层去了。更让我们吃惊的是，石老师上大学可谓“二进宫”了：他高中毕业，先是考取了徐州师范学院，由于不是第一志愿的综合性大学，所以他决然地放弃了，决定第二年再考。对于一个家境贫寒的农村弟子，录取了师范学院，等于获得了国家干部身份，而且有实惠的食宿补贴，应该是个多么诱人的绝好机会？然而为了第一志愿，竟然如此“好高骛远”，“弃之如敝屐”了！他就这么固执和自信？果然，第二年还就真的如愿以偿，考取了心仪的南大中文系。由此可见石老师执着甚至执拗的个性，以及刻苦、勤奋的学习精神和能力。

质朴无华是石老师的特点。尽管毕业于名牌大学，又曾在市级报社从事过记者编辑工作，然而在石老师身上，却找不到一点高级知识分子的架子。一顶有檐单帽，一副深色边框眼镜，一身简易版的中山装，一脸不苟言笑的拘谨，一口带如皋口音的普通话，一手漂亮的粉笔字，这就是石老师走进教室后给我们的最初也是最深的印象。当时语文课突出政治性（一度曾改为“政文”），庶无文学性，课堂教学想不“质朴无华”，翻点花样都不行，只能是朗读，分段，串讲，概括中心思想，连写作特点都不必指出了，——反正千篇一律。真是委屈了窝囊了石老师这南大毕业生。出人意料，平淡无奇的石老师有时也会在课堂上“金刚怒目”来一下。一次，语文课又在朗读，读的是一篇歌颂英雄人物的通讯报道（题目好像是《党的好女儿》）。石老师忽然让大家停下，批评说：“怎么读得有气无力的啊？呼唤英雄人物，要大声点，应该这样——”，接着他大声示范，喊道：“柏永华——单美英——”。全班同学愣住了，望着难得激情爆发的石老师，诧异之余，被他的如皋普通话逗得哈哈大笑。石老师也笑了。

语文课，除了读课文，还要写作文。前者好“糊”，可以滥竽充数，后者就“糊”不过去了。除了几个爱好文学的，都害怕作文。偏偏石老师改起作文来，又特别认真和严格，错字、别字、病句等等，火眼金睛，无一漏网，批得作文本上“祖国山河一片红”。后来得知，石老师在报社时，扎实的文字基本功是大家公认的。一次编辑业务考核，石老师很快就将材料中的字、词、句、段等错误全部找出来改正了，大伙儿都佩服，夸“石头（石老师的外号）厉害！”——这应该是农村孩子所特有的笃实专注的作风和优势吧。

班上有不少同学喜欢文学，我也是其中一个。还在上初一时，张晓园同学家里还保留着“除四旧”幸存下来的“毒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等文学名著。晓园很义气，背他爸爸将这些书一册一册地“偷”出来借给我们看。那真是如饥似渴废寝忘食啊。（几十年过去了，心里还一直感谢张晓园同学！）石老师来了以后，我的借阅渠道拓宽了。他先是借给我一套民国版的《古文观止》。这是我在石老师指导下第一次系统地阅读文言作品，受益终身。在语文课上还受到了石老师的表扬，尽管有个别同学说我是“复古”，我很还是很高兴。后来知道我喜欢诗歌，又借给我泰戈尔的《飞鸟集》，薄薄的一册，郑振铎翻译的。读了顿觉耳目一新，非常喜欢，就全本抄了下来。其中一首终身不忘：“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后来学校征集学生创作的诗歌，我也投稿了，结果批语“散文化”，让我修改。我问石老师“什么是‘散文化’？”石老师说：“你不是最近在读郭小川的《甘蔗林——青纱帐》吗？‘我们的青纱帐哟，跟甘蔗林一样地布满浓阴，那随风摆动的长叶啊，也一样地鸣奏嘹亮的琴音’这就是散文化的诗句。另外，《飞鸟集》也有不少散文化的翻译。你喜欢，所以受到影响了。”为了让我找准新诗的节奏感，他特别推荐了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诗《列宁》、《好》和贺敬之的《雷锋之歌》。到了暑假，石老师对我说，“我还有一些书放在老家，最近正好要回去，你可愿意一块去看看？”我兴奋地说“好啊！”和石老师各骑一辆自行车一路赶到他农村老家，颇有感慨。这里太穷了，几间破旧的瓦屋和草屋，住着石老师的姐姐和父母，除了简单的桌椅床凳，几乎是家徒四壁。一口破旧的木箱，静悄悄地蹲在屋内角落，毫不起眼。石老师径直走过去，打开，对我说，“你翻翻看吧。”箱内都是书，现在还记得有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王力的四卷本《古代汉语》、四五十年代出版的《文学描写辞典》等等。之所以记得住，是因为后两种被我长期借阅了。用现在的话讲，我当时真的被震撼了：在这样的环境里先后考取徐师和南大，需要付出怎样的努力？这样的家庭要支付一个到大城市读书的大学生的费用，是何等的艰难？而这般经济条件下还能攒下这么些精神食粮，石老师又该是怎样的节衣缩食！我由衷地敬佩这个贫寒的家庭，敬佩石老师淳朴善良的父母亲人，敬佩自强不息的石老师！石老师的父亲身患重病，仍向我点头致意，表示欢迎。当晚我就食宿在石老师老家里。

平心而论，在我们班不少部队子弟看来，作为副班主任，石老师是有些“农民式”的不拘小节和“自由散漫”的。当时学校经常召开广播大会，各班同学集中在教室内，由老师坐班看管。听着冗长乏味的报告，同学们都昏昏欲睡，老师强撑着，也得不停地走动，既是在同学中间巡回，也是借此驱散自己的困意。可石老师倒好，撑不住了，干脆坐下来，摘下帽子和眼镜，也打起瞌睡来了。这么一来，我们觉得有趣，反而挤眉弄眼来了精神，只听得喇叭里义愤填膺地朗诵“我是中国的人，何必去学外国文，不会ABCDE，也能当好革命的接班人，接好革命的班，还能埋葬帝修反。”……多年之后，在大学读书神经衰弱，晚上失眠，不禁怀念在教室里听政治报告的“好时光”，广播一响，立马就昏昏欲睡了，浑不知“失眠”为何物！

高中毕业，上山下乡，参加高考，上学，工作，……，基本上不出南通市，所以我们几个同学一直和石老师保持着联系。1982年，他调到市教师进修学校工作。带着母亲妻儿，一家数口，蜗居斗室。业余时间还呕心沥血地编写了《中学生优秀作文选评》。该书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先后排印85万册。我读过他与责任编辑的通信，知道他当时劳累过度，以致咯血。所以“呕心沥血”几个字绝非夸张溢美。后来一发而不可收，又先后编写了《高考满分作文集萃评析》（湖北人民出版社）、《带露的鲜花—中小学学生国际比赛获奖作文评选》（合编，河南文心出版社）、《全国高考满分作文评析与应试技巧》（合编，湖北人民出版社）等。石老师后来在南通教育学院和南通师范学院从事高校学报编辑工作。退休之后，一次闲聊，才知道当时的市长程亚民是石老师的大学同窗。虽然他们那代人尤其重视四年校园情谊，但石老师尽量避免打扰程市长，只是正常的友情交往，嘘寒问暖。

2015年秋，班上同学相聚，纪念高中毕业40周年。同学们接来了曹子能、石济东和李楠三位老师，大家欢聚一堂，向老师问好。石老师笑吟吟地说：“谢谢啦！大家还记得我这个老头子。”

（南通中学1975届高二（10）班毕业40周年聚会，二排右四为石济东老师，右五为曹子能老师，右六为李楠老师。摄于2015年秋。）

（南通中学1975届高二（10）班毕业40周年聚会，右一为石济东老师，右二为曹子能老师，右三为李楠老师。摄于2015年秋。）

  远在万里之外的加拿大，未能及时赶回来参加聚会的曹晓冶同学，通过微信表达了全体同学的共同心声：“我们不会忘记教过我们的每一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