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五月下旬，道路边成行的槐树花绽开了：一簇簇，一片片，花朵细小但是数量繁多，俨然一道素雅的风景线。面对绿叶间一团团洁白细碎的花，我想起早先胡同里的两棵国槐树。

我想和我一样，凡在西斜街生活过的人们肯定还记得胡同里的两棵老槐树。

西斜街确实是一条斜街，曲曲折折一共有六道弯。从东口往里走，走到第二个拐弯处、一个内“缩”的院门外，有一棵很大的槐树，到了夏日，树下一片浓密绿阴。那时候胡同里树不多，每当走路到这里总是要稍微站一下，要体会一下那股凉感。

另一棵槐树是拐过第五个弯，是在中央编译局大门的旁边。我住在斜对面院子里，离老槐树不远，因此对老槐树很熟悉。不仅出去进来从树下走过，而且持续三十多年，从五几年搬到这条胡同里，九零年才离开这里。三十多年，像老朋友一样熟稔。

之所以有这种感觉，是源于对它的认知。老槐的“老”表现在树皮上，黑褐色的皮龟裂且斑剝，到了夏天还会从缝隙中流出液体，把树皮浸湿了，像老年人眼泪在不由自主地流淌；且有不少的黑蚂蚁，在爬上爬下忙碌着。

我喜欢春夏间的古槐，一树碧绿的叶子蓊蓊郁郁的，看起来特别赏心悦目。树冠大遮出的阴凉也多，搬个小凳坐在树下乘凉，是夏日傍晚时分乘凉最理想的地方了。不过也有令人不快的事，有时从树上垂下吊死鬼，软骨囊囊地落在头上或胳膊上把人吓一跳。

因为夏天树上经常有吊死鬼，所以这棵树我从来也没爬过，但胡同里的虎兄豹弟爬过。老槐树在路北，路南院里有个玩风筝的林大爷，老头手特别巧，能做各种各样大小不一的风筝。大多是沙燕风筝，也有蝴蝶蜻蜓等。

有一回老头在院里放飞“蝴蝶”，院子小只好用大竹竿挑着放。谁知那天的风向有变，蝴蝶没飞起来，一下子挂到槐树枝上。风筝是竹子扎的纸糊的，挂在树上也就要不得了。听说林大爷风筝不要了，这哥俩立刻爬上树摘下来，他们实在太喜欢风筝了。付出的代价是，满身满脸的残叶和尘土。

槐树五六月间开花，从树下走过，尤其是夜间，能闻到淡淡的幽香。白花谢了落在地面上，谁也不会过多注意它，踏在脚下，车轮压过，便“零落成泥碾作尘”了。

等到花落了，便会结出一串串的槐树豆。豆荚鼓胀，圆滚滚的，而且看上去透亮的像是有胶性。放在平常的年景，槐树豆就是自生自灭，没有人去关心它。可是到了最艰苦的岁月，它忽然间就有用了。

大约是在八月里，树上豆荚刚长成，就有人来收获槐树豆了。用带钩的竹竿把豆荚拽下来，清洗干净放在热水锅里一焯，把其中的胶质物尽量洗干净，里边的槐树豆即可做熟吃了。一句话，粮食不够果腹，就用它来代替。我看到过也听别人学说过，但从来没尝过，槐树豆是一种什么味道呢？至今还是个迷。

在那几十年里，老槐树下的人和事令人难忘，就像是切换中的电影分镜头，断断续续。

北口菜栈的老高，我们叫他“高大爷”，经常推一车青菜走街串巷叫卖。那车菜就常停在老槐树阴下，一边吆喝招来买菜的人，一边忙着称菜收钱不忘应酬。

这个鲜活和谐的场面可能打动了记者，于是有一天，胡同里的徐奶奶买菜就被收入镜头中，刊登在人民画报上，成为胡同里的新闻：在大槐树的树阴下，一位老太太挎着装满蔬菜的篮子，脸上现出会心的笑。

老槐树就“守护”在机关大门外，在传达室的墙外还有一块上马石，那是我们蹦蹦跳跳常来玩的地方。

每天一早一晚，总能见到编译局的职员们从树下来匆匆而过，走进或者走出那个院子。这都是些懂外语的知识分子，记得门前的牌子上标明的是：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没进过那个大院子，门卫把得严，但一眼望去，里边房子很有气势。我一直认为这里是一座什么府邸，多年之后查阅得知它叫公扎尔府。公扎尔是个什么人？再查也就没线索了。

到现在我还有一点印象，编译局的职员们乘大卡车从老槐树下出发，臂上佩上套袖头上顶着草帽，像是去农村参加劳动的样子。

在这些机关职员中，有两个人曾引起过我的注意。一个是传达室的守门人，据说是经历过长征的红小鬼，因没有文化便来看大门。另一位就是姓陈的副局长，这个人我知道些，从阅读中了解到，他是溃败的西路军的首脑。队伍打散之后流亡到前苏联，解放以后归国就屈尊在这里。如果不是乘车进出，他就隐身于上下班的人群里。

老槐树好像真的老了，几十年也不见再长大。到我们上山下乡去农村后，每次思念家乡也会想起它。斑剝的树干浓密的绿叶，都藏在心灵最深处。

那时每一次离家的时候，母亲送我就送老槐树下；她身体本不好，我也不让她送。然后在她慈爱的目光中，我拐过街角匆忙去车站。那个特写式的瞬间，多年过去仍然记忆犹新。

又到槐花盛开时节，抚今追忆，往事渐次涌上心头。没有感伤，只有温馨，就像槐花特有的清香，嗅起来感觉神清气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