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不期而至的豪雨，令我想起在农村雨季特殊的劳动：冒雨下地去翻麦趟子。

何谓麦趟子？是指被收割机割倒的麦子，一行行地铺在麦茬上晾晒，等待着脱粒。

那是一九六九年的八月里，我们这些刚从城市到农场的知青，马不停蹄地参加到田间劳动当中。

那年的雨水特别大，形成很严重的内涝。八月正是东北平原春小麦收获的时节，按照程序，应是收割机把麦子割倒，成行地铺在麦茬上晾干，之后由拖拉机牵引康拜音去脱粒归仓。那个时候，这种机械化农场模式还很少见，它正好适合地广人稀的北大荒。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偏巧那一年麦子割倒之后，连绵的雨就开始下个不停；放倒的麦子浸泡在水里，而康拜音根本无法下地。最让人着急上火的，是麦穗沾了水，几天后便钻出了芽，长成嫩绿的苗。面对这叫人心焦的难堪局面，连长无可奈何，只好带大家下地去翻麦趟子。

每人手持一根长木棍，行走在麦地的积水里，边走边把长芽的麦铺子翻个身儿，让下边长须根的一面亮出来晾晒，让发的芽快点枯萎，人为阻止它的生长。在阵雨的间隙里，偶尔太阳也露一下脸，能抑制麦子发芽。

东北的土地太辽阔，往往从地这头走到那一头，有一两千米的长度。而饱含水的麦子又很沉，一行行翻动起来很吃力，忙活大半天也走不出几百米。就因翻麦趟儿这活一点也不轻松，不大一会就把人累得气喘吁吁了。小雨断断续续地下着，湿热又蒸腾，给人的感觉很不舒服。

东北的蚊虫特别多，尤其在这阴雨天，一团团的飞舞着，就像是黑色的烟雾。蚊子叮人相当厉害，有时隔着袜子居然也能吸人的血，像是无情的吸血鬼。人在休息时可以防备点，干起活来就常被它袭击，简直防不胜防。

初时，下地要穿塑料雨衣，为了遮风挡雨。但塑料不透气，穿一会就热得不行，只好脱下来，戴上顶草帽。脚上穿的是半腰的雨靴，在水中穿不久就进入水，而且陷入泥泞之中，拔脚十分费劲。在劳动实践中才体会到，东北的“水袜子”——一种类似于黄胶鞋，但“舌头”是一块连接两帮的鞋，穿好系紧鞋带，才最跟脚适合下地劳动时穿。

那段日子，出工的钟声一响我们就出发，去到某一地块去翻麦趟子。连队的麦地有好几百顷，折算一下就是好几千亩，那是望不见边际的麦海，而人力不过是几百个人。干活干得累了直起腰喘口气，四下看一看，就有了一种望洋兴叹的感觉。

干活以排为单位，出工以钟声为号，收工得听排长的吆喝。干活时则分散开来，一人把一根垄往前推进。最熟悉排长的腔调，是那种很侉的山东口音。排长是一个中年人，背稍有点驼了，却有个“老歪”的绰号。对我们倒是蛮好，像对自家的孩子。一个排里先来的上海知青人，两个人都姓顾，一个高一个矮，经常叽哩呱拉地在一边说话。抻着耳朵使劲去听，竟然一句也没听懂。只在他被蚊子叮了、抬起手拍打的一刻，才听到吼一声清楚的“操哪”，那是愤怒与无奈的宣泄了。

男人女人，不论老少，在潦水闪烁的麦地里辛苦劳作着，为的就是尽可能多挽回一点损失。从八月中旬到九月，始终在不断努力着。

时至今日，不少细节已经淡忘，但九月的秋阳高照，带给人的希望仍然印在脑海深处，如同喜剧片的结尾一样清晰。

进入九月份，积水退去后，“东方红”机车牵引着康拜音下地了，隆隆的声音在黑土地上鸣响回荡。胶轮的“高机”不停地奔忙，下地接回脱净了的麦粒，开回到场院上卸下来，掉过头又去接下一车。麦子收获回家了，虽然晚了些，质量也不佳，但终于有了收获。

那年的麦子因为雨水影响成色不好，但晾晒分级之后还是要送到粮库去，为完成“抓革命、促生产”的任务。这种发芽麦子磨的面不好吃：面粉发黑，入口发粘，且掺进泥土嚼起来很牙碜，吃时得用汤囫囵着往下冲。我们也不得不吃这种面，六九年的冬天七零年的春天，顿顿吃这种黑面粘馒头，难以下咽的印象简直太深了。

一九六九年的那场涝灾，难道就真的不可避免么？多少年以后了，无意之间读到一点资料，才知道点内情。

那时农场刚改编为兵团不久，据说，有位农场干部根据天气情况，建议先不忙于收割，静观天气变化再说。但是现役干部不同意，指示将麦子全部放倒。结果麦子刚刚放倒，连绵的霖雨降临了，麦子想不损失已不可能，只能是眼巴巴地看着了。

东北春小麦一年就是一季，没有倒茬的问题，遇到连雨的天气，是倒是立结果会完全不同。这些农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真不是拍脑门想当然就行的。

今天再说这事，有点事后诸葛亮了，但是反思一下，也还是有益无害的。回顾过去的得失，有助于总结经验，把以后的事办得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