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伦特的最后一案》（Trent's Last Case），虽然名字听起来像是一个侦探系列的收尾之作，但这确实是作者艾德蒙·克莱里休·本特利（Edmund Clerihew Bentley）的第一部侦探小说。

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案子，有着侦探小说经典的多重解答。故事讲述一个商业大亨遭枪击身亡，报社主编委托业余神探菲利普·特伦特（Philip Trent）查明情况。这位侦探略显轻浮，活泼幽默，思维敏锐，可惜时运不济。如果说对于这个案子，警方只站在第一层，特伦特就站在了第二层，并以为已经找到真相，于是给委托人和死者的遗孀分别写了揭秘信，就此罢手离去，端的一副“深藏身与名”的高人风范。可惜的是，案子共有四层帷幕。于是，了解真相后的特伦特宣布今后再也不去侦破案件，此案将是他的最后一案。

从中可以看出，这位特伦特先生，与绝大部分侦探小说中扮演侦探角色的主角不同，他虽然在形象上也算是“非主流”，但绝不是能解决一切问题的超人。

究其原因，作者本来就是要创作一部“反侦探小说”。或许是被大量劣质作品恶心到了，也或许是单纯看不上侦探小说这种过于类型化的游戏文字，才有了这个故事。

就像是当年港台的新派武侠小说，是脱离了君臣朝堂、忠奸斗争的旧派侠义公案小说樊篱，只将主要人物放在一个架空的武侠世界之中，自由地以江湖的方式快意恩仇，即使出现朝廷官场，也是纳入武侠的思维之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反而越来越喜欢将浪漫的武侠拉入现实的历史时代，这样就不免格格不入了。

由于本书出版后广受欢迎，作者之后又创作了几本侦探作品，出场的特伦特仍然不能堪破案件真相。

而这部小说在侦探小说史上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首先是它的篇幅较长，算是撩开了长篇侦探小说的序幕。早期的侦探小说，从最开始的鼻祖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的作品，到角落里的老人（Corner of The Old Man），再到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以及“思考机器”奥古斯都·S·F·X·凡·杜森（Augustus S. F. X. Van Dusen）和布朗神父（Father Brown），这些出名的作品，都是短篇故事。短篇故事当然有其优势，阅读体会的轻松、情节峰回路转的奇妙等，但长篇更能支撑较为复杂的诡计设置，慢慢塑造人物性格，娓娓铺陈曲折情节。大量长篇侦探小说的创作，正是“黄金时代”的重要标志。

另外就是本书剧情的设置，侦探的爱情这一因素成为侦探小说史中的首次，被后人发扬光大，比如在后期沦为专业备胎的埃勒里·奎因（Ellery Queen，小说侦探角色，不是作者）。

侦探小说最紧要的元素是逻辑推理，但正如前面说的，本书中侦探依照逻辑进行的缜密推理竟然离题万里，最后被打击到要改行，不愧“反侦探”之名。

在我看来，经典派的侦探小说不免有“想当然”的硬伤，就像是一架结构复杂的机械，虽然精巧地令人赞叹，但一个零件的错误就能导致全盘崩坏。比如著名的福尔摩斯在《四签名》（The Sign of The Four）中的名言：“当你排除一切不可能的情况，剩下的，不管多难以置信，那都是事实。”（When you have eliminated the impossibles , whatever remains , however improbable , must be the truth.）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你是不可能把所有“不可能”排除掉的，没有不可能，只有想不到。

但这个硬伤是无法避免的，甚至“本格”的古典气质就蕴藏其中，也是读者喜爱这一派别的重要原因所在。就像之前提到的新派武侠是建立在武侠思维的基础上，本格派的侦探小说也是建立在逻辑链条完美无缺的基础上，作者和读者就是在这个完美的逻辑链上斗智斗勇，乐在其中。

在“黄金时代”之前，侦探小说虽如雨后春笋，但方起于青萍之末，尚未蔚然大观，也还没有人所共尊的大致原则，很多作品是公平性不足的。这种“真相只有作者知道”的不公平，不仅是对读者的不公平，甚至也是对侦探的不公平。

当然，这无法掩盖特伦特先生是个蹩脚侦探的事实，搜集资料不足、人物分析不足、头脑也不够睿智，面对真相只好望洋兴叹、金盆洗手。

最后，早期的侦探小说总让我对当时警方的专业水准产生怀疑，就比如这个故事，现场应该有大量的痕迹，竟然从头到尾无人提及。

（《特伦特的最后一案》（Trent's Last Case，又名《独一无二的案子》），英国作家E·C·本特利（E.C. Bentley）著，吴幸芬译，译林出版社 2006年2月出版。）

2023年1月8日星期日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