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时代侦探小说三巨头，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就像太阳，光芒万丈，人所共仰；约翰·迪克森·卡尔（John Dickson Carr）像是水，变化莫测，诡异多端；而埃勒里·奎因（Ellery Queen）则是山，巍峨高大，难以撼动。

说奎因难以撼动，不仅在于他在侦探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更在于他的作品特点，那种一步一个脚印的严密逻辑性，让书中与作者同名的侦探埃勒里·奎因的推理也像高山一样难以撼动。

本书是作者的“国名系列”第三部，主角仍是奎因夫子。故事讲述一位年迈的女富豪在自己创立的医院摔下楼梯昏迷，即将送往手术室做手术，主刀的则是她倾力培养、与她感情深厚的资深医生，但就在她被推进手术室时，护士发现她竟然已经被铁丝勒死。此时埃勒里·奎因刚好来医院拜访一位医生朋友，还被邀请观摩这场手术。警察对医院进行探寻后，发现手术前曾有人自称那位手术医生来到病人所在的手术准备时，而电梯间里也发现了被遗弃的医生制服，包括一双医生们穿的一双白色鞋子。敏锐的侦探立刻发现了鞋子的不寻常之处，但仍然在经历种种事件后，才终于确定凶手，并获得相关证据，将凶手逮捕。

“国名系列”前三部我已经读完，每一部的死者都是一个大人物，而凶手都是为了自身利益而杀人，当然我并不是说凶手都是为了遗产，毕竟利益可以有很多方式，但这些利益也确实都是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这样的动机未免过于直白了。

关于凶手动机，古典时代的侦探小说大部分就是金钱外物，而起源于日本的社会派则无疑将凶手动机玩出了花，他们将动机作为揭露人性和社会阴暗面的线索，比如说日本作家东野圭吾的推理小说《恶意》，真凶是谁，警察和读者早已知道，全书都在追寻隐藏极深的动机，同样是东野圭吾的《放学后》，基本上就是把那个私密的杀人动机当作卖点了。如果说克里斯蒂和奎因是在询问读者“谁是凶手”，卡尔是在迷惑读者“凶手是怎么杀人的”，社会派就是告诉读者“凶手为什么会变成凶手”。

实际上奎因的小说确实没什么文学性，小说追查凶手的部分几乎就是大量线索和迷惑读者的假线索堆砌，作者一旦想来点心理描写，只能用尴尬和生硬来形容。作者把侦探小说的逻辑推理应用到了极致，就像是一个巨人迈开大步轰隆隆前行，如山的脚步坚不可摧。

奎因的书迷宣称“只有上帝和埃勒里·奎因才知道故事的最终结局”。每当奎因在故事最后一章揭开谜底，读者会发现一切都是那么顺理成章，但之前总是难以发现。如同沼泽之中只隐藏着一条可以通行的曲折小路，一旦行差踏错一步就是万劫不复，但“逻辑流”奎因就是能够以慧眼穿透寻常之物的表象，在大片纠缠的藤蔓中找到正确的那一根，顺藤摸瓜找出真相。

但我有点不满的是，虽然那双鞋子在奎因的推理中占据最重要的作用，但在被发现后知道最后揭秘，它都一直没再出现，直到奎因以它为开端找出凶手，才显示出它的重要性。

（《荷兰鞋之谜》（The Dutch Shoe Mystery），美国作家埃勒里·奎因（Ellery Queen）著，伤痕译，新星出版社2014年10月出版。）

2022年7月9日星期六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