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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是具备多种优势的新型能源
以发展的眼光展望,贫铀再利用与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成为未来核能发展的两大趋势,这将充分开发核能潜力。目前,贫铀的利用还十分有限,仅有少量被转化为贫金属铀,用于原子弹的材料、辐射遮罩材料和生产常规穿甲、装甲、破甲武器的弹头材料。若能有效利用库存十余年的数万吨贫铀,减轻核能“废物”负担,将使核能成为当之无愧的最佳替代能源。此外,可控核聚变被视为能源领域的最大指望,甚至被称为人类的“终极能源”。事实上,可控聚变反应和可控裂变反应的实际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初便开始了,时至今日,核裂变发电站早已比比皆是,但可控核聚变的和平利用却无一实现,这意味着目前人类所开发的核能仅仅是九牛一毛。随着未来核技术的发展,核能所蕴藏的无限潜力必将被启动,“终极能源”之谓未必言过其实。
尽管有如此之多的优势,围绕核能的争议却从未消停。其中,对于发展核能成本的担忧尤甚。事实上,核电站造价的确不菲,但较大比例的投入是用于确保安全。随着技术的革新,这部分成本将有望大幅削减。即便如此,当前核电成本仍低于风能、太阳能、生物能等其它清洁能源——甚至低于火电:核能发电每度上网电价仅为0.42元。另据估测,核电厂正式商运后,等效满功率运行约3年便可收回前期准备工作和建设期间的成本。考虑机组可用率无法达到100%,加之运行后还有燃料、人力成本等,专家估算核电站运行10年左右可实现盈利;而核电站寿期为40年,一般均延寿到60年。由此可见,发展核电不仅能享有较高的环境效益,还极具经济价值,于国于民皆是有利无害之举。可以预见,在未来30到50年内,核能将成为中国最成熟和最主要的清洁能源,任何其它清洁能源都无法与之相比。
中国发展核能清洁能源的潜力
目前全球核电站最多的是美国,大约43座,核电机组104台;而中国运营中核电站仅有9个,共17台核电机组。同时,相较于法国核电占全国总发电比例高达78%左右的情形,中国核电装机容量仅占全国发电比例的1.12%,占总发电量的2%。这意味着中国核能开发相比发达国家,仅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发展空间十分巨大。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对核电的支持力度也在不断加大,目前在建的核电站有12处:红沿河核电站一期、宁德核电站一期、福清核电站、阳江核电站、方家山核电站、三门核电站、台山核电站一期、海阳核电站、石岛湾核电站、田湾核电站二期、昌江核电站一期、防城港核电站;在建核电机组26台,另有已获批准的核电机组约40台,而据相关规划显示,到2020年中国核电机组共计将达80台。
中国发展核能具备相当优越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技术条件。中国很早便开始了对外核能合作:八十年代中核集团从加拿大引入过重水堆用于秦山三期,中广核八十年中期开始引进法国核电技术并进行长期合作。随着中国核能技术的发展与对外交流的深入,此类合作仍在不断扩大与强化。特别是去年,中广核不仅参股英国欣克利角(Hinkley Point)核电项目,并且已与罗马尼亚国家核电公司签署合作意向书,将参与罗马尼亚切尔纳沃德核电站3、4号机组的建设工作。与此同时,中核将在巴基斯坦建设核能发电,这意味着具有自主智慧财产权的三代核电正式走出国门。中国在核能技术引进来与走出去、开展国际合作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表明中国核电建设、运营、研发等综合实力已得到国际社会认可,相关技术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由此,将开发清洁能源的重心落脚在发展核能之路上,无可争议将成为中国解决能源问题的不二选择。
纵然核能发展的前景十分光明,但回归现实,中国目前不得不面临着铀资源稀缺的束缚。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权威资料显示,中国每年国内自产铀约为1500吨左右。另有资料表明,中国生产核燃料的天然铀50-75%依靠进口,对外依存度相当高。而与之对比,中国年天然铀需求量却多达近4000吨,“十二五”末期预计会接近7000吨。为此,中国必须扩大核能发展的全球视野,加强国际合作以弥补铀资源稀缺的短板。目前已测明的全球铀矿资源主要集中在澳大利亚、加拿大、非洲、中亚等地,其中,澳大利亚低成本铀资源占全球总量的33%。为充分发挥核能清洁能源优势,对中国而言,当务之急应加强与上述国家、地区的资源贸易合作,尤其是天然铀资源丰富的澳大利亚,应当有望成为中国重点的铀供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