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改变全国贫困县的面貌，河北魏县县委书记齐景海开出了一剂药方：以孝治县。2008年7月，齐景海上任伊始，即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要求属下带头做孝敬老人的模范，提拔任用官员时把孝道列为重要标准，各单位建立“个人德孝行为”管理档案，把每一位官员的德孝情况作为晋升评优的重要依据，凡是德孝方面有问题的实行“一票否决”。上行下效，于是有乡干部推而广之，针对普通民众，倡议成立“道德法庭”，解决农村赡养父母纠纷问题。

孝敬父母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但将“孝”提升为一种道德律令，则是中国自古以来“家国同构”的传统。先秦时期的社会是宗法社会，国以家为基础，家和则国兴。《论语·学而》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故孔子提倡的孝道从来不是单纯的道德，而是“家国同构”的政治举措。秦汉以降，社会由亲缘小社会进入陌生人大社会，社会结构发生巨大改变。如果说孔子提倡孝道，并将其与治国相联系，还可说符合其所处时代，大一统国家再来由家及国，以孝治天下，则往往事与愿违。

由于以孝选吏，必然会使道德具有功利性，造成伪善之风。汉举孝廉，及至末流，则有 “举孝廉，父别居”的民谣之讽。正如河北学者石玉新所说，以孝作为选拔官员的标准，实际上反映出当代吏治的惶惑，“父母官的思维浓厚，家和国的概念混淆是最根本的原因，你在家不孝，你对我肯定不会忠。”但这个愿望显然是会落空的。历史上，孝子未必就是忠信之士，魏晋时人王祥以孝著称，其卧冰求鲤的故事列名二十四孝图，但他却暗地出卖其主高贵乡公曹髦，成为司马氏的篡魏功臣。

如此举措，其实也反映了对当今社会现象的判断失误，没有找到症结所在。今天官员腐败成风，不在孝道不倡；社会道德沦丧，也不在孝道缺失。恰恰相反，倒是人们今天更加看重家庭及亲友关系，才会有“关系就是生产力”的说法，会有凡事拉关系走后门的现象，而与此对照的是，人们对与己无关的人却表现出极端的冷漠。同样，正是因为个别官员太看重家庭亲缘关系，家国不分，将国事看成家事，国资看成家资，才造成了这些官员“坐牢不要紧，只要家庭兴”的心理现象。因此，以孝治吏，如果说在宗法社会尚可，在今天社会则不仅是个时代错位，而且也属徒劳之举。

在我看来，儒家有许多好东西，如对“民无信不立”的重视，如“和而不同”的思想，都可以拿来为我们今天所用，但儒家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打成一片，却是很成问题的。修身齐家是个人道德范畴，治国平天下是国家政治范畴。修、齐、治、平反映的是古代选吏的德治标准，不是现代选吏的法治标准。现代官员当然需要个人道德修养，但更需要具有法治原则与责任意识。事实证明，混淆家与国概念的结果，对官员来说，往往是有家没有国；对民众来说，往往是有国没有家。

毋庸置疑，一个社会应当提倡尊老爱幼。但首先，这是民间社会自发秩序的事，以孝选吏实际上是汉代以吏为师的翻版，将执政者看作道德楷模，民众榜样，无疑是混淆了政与教的区别。魏县以孝治县，不仅针对官员选拔，而且针对普通民众，设立道德法庭，对其不孝行为进行“审判”，既违反了法律，也起不到真正效果；其次，古人倡导以孝治国，也与农业社会依靠血缘关系赡养父母，维系代际有序交替有关，这一责任今天完全可以靠社会福利保障来完成；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以孝治吏实际上反映了当代自上而下的官员任命制度的困境，随着社会的发展，官员选拔标准越来越面临着不知所从的局面。

时代毕竟不同了。可以想见，魏县开展德孝工程，最终一定会流于形式，成为一种面子工程。此事引起争议是件好事，它不仅促使人们进一步思考体制改革的深层问题，而且也促使我们思考，在继承传统文化时，应当如何更好地使之向现代化转型，而不是简单的复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