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一度的鲁迅文学奖揭晓，诗歌奖得主车延高因其几首诗的浅俗，引起网上一片讥评，称之为“羊羔体”，一时间仿作如潮，让人想起当年戏仿“梨花体”带给网民的快乐。不同的是，这次的桂冠诗人车延高身份特别，乃是堂堂武汉市纪委书记。在公众心里，官员与诗歌，从来都是两个不能融合的概念，怎么想怎么别扭。据说，诺贝尔文学奖是不授予在任政府官员的，当然，这只是据说而已。套用一句法国谚语：你已经有了巨大的权力，难道还想要一颗不朽的灵魂？

中国是个诗歌的国度。官员写诗，代有其人，就像车延高说的，唐太宗李世民也写诗，而且置于《全唐诗》的开篇。但那是因为他的地位，而不是他的诗。唐太宗的诗绝不是好诗，这是无可质疑的。至于其他的诗人多是官员，也是因为，古代文人的唯一出路就是仕途，官员而兼诗人，乃是社会常态。即使如此，古来优秀诗人也并不多。文学这东西就是奇怪，虽说孔子也说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但从古至今，最好的诗似乎都是怨诗，因为幸福总是一发无余，而不幸却是辗转难尽，所以韩愈才说：“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欧阳修才说“诗穷而后工。”在古代，这不仅是理论常谈，而且是实践套路。对于诗人自己，“诗可以怨”有着排遣、慰藉的作用；对于读者，即使是那些优秀诗人，最好的诗也是他们对个人与社会痛苦的抒写。

这些在车延高的《向往温暖》里都见不到。这不是他的诗歌感觉不好，他要面临的是鲁迅的命题：政治家与文学家的歧途。搞政治的人需要维稳，搞文学的需要不满。在今天社会，要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大概只能是人格分裂才能做到。读车延高的诗，尽管没有那种毫无摭掩的歌功颂德，但也不会有曹操“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那样的关怀，因为我们今天可是幸逢盛世呀。可照古人的看法，国家幸则诗家不幸，不可能两者得兼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文学现状确实是前无古人，打破了古往今来的所有文学规律。

引起讥评的是车延高写演员徐帆、谢芳与刘亦菲的几首口水诗，但他的诗也不尽是这样浅俗。如在作协评奖委员会的分辨里，《一瓣荷花》就被拿出来做代表：“我来的时候一朵荷花没开/我走的时候所有的荷花都开败/像一个白昼轮回了生死/睁开大彻大悟的眼睛/一只是太阳，一只是月亮/脚下的路黑白分明/命运小心翼翼地走/……/而一夜湖风，用一支笛子/吹老了整个洪湖。”就颇有诗的修辞。但除了表面的诗意，这首诗仍然缺少某种可以称为诗的灵魂的东西。

从诗歌的形式上讲，大白话没有什么不好，散文分行也未尝不可，现代中外诗人就不乏其例，这也不是车延高个人的创造。但在我看来，诗歌毕竟是凝炼的艺术，无论表面上如何的散文化，都要有内在的韵律和节奏，有词语的张力，应当是“看似容易却艰辛”，而不是随意所之，像拧开水笼头，哗哗地流。

写得容易，是因为没有深刻的思致。所以，车延高的诗看上去似曾相识，这并不是说，他的诗是抄袭，而是说，他的诗和许多藉藉无名诗人的诗没有多大区别。有一些词语的感觉，但谈不上怎么差，也谈不上怎么好。这样的诗，完全可以用电脑软件写出来，不需要过心。他的诗可以很容易地摹仿，而且摹仿得很好，也说明了在当代，写诗并不是件需要呕心沥血的创作，痛彻心灵的感受。

按照车延高的说法，他写演员的那几首诗用的是白话手法，力求“零度抒情”，不带有个人感情。法国文学理论家罗兰·巴特曾发表过一篇文章《写作的零度》，车延高的“零度抒情”大概即源于此。罗兰·巴特提出中性的、非感情化的零度写作，否定了诗歌的内容和个人性，我个人并不欣赏。卡勒尔就曾指出：“巴特通过将诗歌从他的文学批评中排除，使文学摆脱与其联系在一起的意义丰富性。”实际上，车延高所有的诗都有这样的倾向，其中找不到情感的力度和深度。

真正的问题的是，他的诗没有“自我”，主体在这里完全被客体化了。所有的主语都不是“我”，而是“我们”。作为一个官员，这是可以理解的。他写 “荷花”、“青春”、“转经筒”、“雪莲”和“麦子”，但那是代表所有“内心温暖”的人的感觉，用他的话说，是“共同的社会追求”，而不是一个诗人的独特人生体验。当年汪国真的“既然选择了远方，就要风雨兼程”，也是属于这种缺乏自我的表达，在光滑的词语表面轻轻地滑过去。有些忧伤，可那忧伤是写诗的需要，一种空洞的美。读者可以是“大众”，但绝不会是“个人”。感动少男少女犹可，要感动一个有阅历的人，恐怕难。

对于抒情诗，自我大概是第一要素。一部中国诗歌史，就是从缺乏自我到确立自我。《诗经》里诗大率是诗人代言群体，尚无“我”的自觉，诗人想象自己的忧伤就是世界的忧伤，所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有一种广大的悲哀。后世称汉魏古诗“高古”，也是指这个感觉。随着自我的不断觉醒，后人要想再写出那种浑然无我的诗来，是不会讨好的了。王国维所说的“无我之境”，唐以后就已经不复存在。好的诗歌，一定会有一种属于自我的发现，否则就是刘勰所说的“为文造情”。

现代西方对诗歌的看法，同样是看诗歌里有没有自我。今天占统治地位的诗歌观，仍然处在十八世纪以来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而自我便是这一思潮的核心。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里指出，古典的感知是将心灵当作一面镜子，只是对事物作原样的反映，自华兹华斯等人起，感知世界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心灵变成了照亮世界的灯，将自我的生命投射到事物之中。事实上，越到现代，诗人的自我感越是强烈，诗歌越是诗人自己的世界，在其中展示自己的发现。车延高的诗浪漫倒是浪谩，但却没有自我。作为一个诗人，他没有发现藏在事物背后的东西。

说了这些，这与车延高的获奖没有关系。有人说鲁迅文学奖死了，那是言过其实。在我们这个时代，本来就不应当将鲁迅的名字设为文学奖项。更进一步说，文学根本就不应当设奖，诗人济慈在一封书信里曾写道：“英国产生了世界上最好的作家，一个主要原因是英国社会在他们生世时虐待了他们。”做一个真正的诗人是要付出代价的，而社会主流怎么可能去奖励一个被其虐待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