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武汉地图，一个叫“徐州新村”的地名赫然跃入眼帘。

1950年，陇海铁路徐州机车工厂的680名职工和3000多名家属，随工厂搬迁到了武汉，从此留在那里，形成了如今武汉城里的“徐州新村”。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已经繁衍成了一万多人，仍然说着一口地道的徐州话，爱吃徐州独有的烙馍馍，和周围的居民形成鲜明对比，形成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

以前去武汉很不方便，上世纪90年代末我来寻访徐州新村，就坐了一夜的火车。现在乘高铁，只需3个小时左右。上午从南京出发，中午就到了武汉。步出车站打出租，一说去徐州新村，年轻的司机乐了，说他家就住在那里，我兴奋地用徐州话和他聊了起来。他说，他是随父母从南方举家迁来的。大院里徐州人居多，在这个氛围里，孩子们从小就学说徐州话，南方话只有在家里才说。徐州话成了徐州新村里的“普通话”，徐州新村也俨然成了“国中之国”，真是很有意思的事。司机给我说了好多徐州土话，腔调很正统，让我似乎看到了张张老乡的笑脸。

乘车20多分钟，就到了徐州新村的地界。地铁站上写着徐州新村，公交站牌上写着徐州新村，宿舍门口写着徐州新村，还有徐州人开的饭馆，到处是那个无比亲切的字眼。

走近小区，是一幅幅日常生活的图景。一栋栋不同时期建造的的老楼，或是红砖砌成，或是水泥整体浇筑，打着鲜明的时代烙印。一排排晾衣架，挂着五颜六色的衣衫。阳台大都是单独显露出来，很少用防盗窗网封闭，而是摆放着花草，显出生活的安详。小区很大，走着走着，竟然走到了一条名为“徐州路”的巷子里，沿街都是小商铺，很多老人围坐在一起打牌聊天，其中夹杂着亲切的乡音。

在改制后的南车集团长江车辆有限公司档案室，存放着当年的搬迁文件和几本徐州机厂的老照片。1950年7月，根据铁道部调整铁路工厂布局的指示，郑州铁路管理局决定将徐州机厂迁往武汉，12月10日正式开始迁移。按照“人与器材同搬”的原则，分8次迁往。徐州到武汉共580公里，那时还没有直通客车。郑州局安排了封闭式的货车，俗称“闷罐子车”，是全封闭的，中间开门，两米多高的车厢壁上有只有几个小小的通风窗口。在客车车厢短缺时期，这种封闭式的货车代替客车车厢使用。根据上面的要求，衣服不能多带，冬夏各两套。那时孩子比较多，一般家庭都四五个，一节车厢一般安排两户人家。就这样，这群北方汉子，带着媳妇孩子和简单至极的生活用品，在这列慢悠悠的闷罐子车上晃了3天3夜，才从苏北的小城来到繁华的大武汉。

在汉口宽阔的江滩上，一夜之间冒出两大片职工宿舍。房子很简陋，房顶是高粱秆子，墙壁是泥巴糊的木条竹板，一拳就能锤出一个大洞来。每户人家分一间，人口多的能分到一间半。一到发大水的季节，这里就遭水淹。两大片宿舍之间有个大水塘隔着，水很清，有鱼有藕。武汉人叫“塘”，徐州人叫“河”，几十年一直这么叫。每天清晨，厂里的喇叭吹起冲锋号，工人们就起床从宿舍前往工厂上班，女人们在家烧饭带孩子。每当喇叭吹休息号的时候，孩子们就去厂门口接爸爸。碰到刮风下雨的天气，手里还拎着雨伞胶鞋，场面很热闹。

徐州人生性耿直剽悍，被称作“一根筋”。拖儿带女来到了活泛的九头鸟之乡，处在武汉人的重重包围之中，日常生活平添了许多有趣的话题。最初的时候，厂里的徐州人跟当地的武汉人是不通婚的，一般都找徐州来的老乡。后来时间久了，语言的障碍没有了，只要人好，是不是徐州人都没关系了。如今来武汉的父辈人，大多在80岁以上。跟过来的第二代，也基本都是五六十岁退休的人了。再往下的孩子，都出生在武汉，新婚的在别处另购新房，融入新的群体。他们张口就是“鄂语”，胃里装的是米饭、米粉而不是面食，传统的烙馍馍工具锅戗子鏊子竹批子逐渐成为摆设。不过他们的口音还是保留了下来，在家里，年轻的徐州人都讲徐州话。每家在徐州都有亲戚，也时常走动。前几年厂里还包了几辆大巴，组织一批老职工回徐州机厂参观。徐州刚解放时，机厂的工人利用业余时间抢修了一台被炸坏的机车，命名为“青年号”，曾经轰动一时。我带着当时参加抢修的十几个工人的名单，找到了退管会。翻开退休工人名册，一个也没有找到。据说，工厂后来支援三线建设，抽调一批骨干去了成都等地，其中可能就包括这些人。铁路是半军事化单位，调到哪里就在哪里扎寨安家。

漫步在徐州新村，思绪穿梭在记忆与现实中，放慢了脚步：在武汉人重重包围徐州人的大态势下，出现了徐州人包围武汉人的小地盘，大环境改变了徐州人，小环境也改变了当地人。徐州新村作为有着丰富历史信息的地名，得到了格外的眷顾，完整地烙下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迁徙演变的印记，承载着历史，记录着人生，渗透着风情……

 附几张徐州机厂1950年的几张老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