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理解的Barry Buzan

在中国的IR圈里，Barry Buzan 大概是当代英国的IR学者中最具声望的了。【在非IR世界，Barry的哥哥Tony Buzan肯定更有名，因为Tony是著名的“记忆图画（memory map）”法记忆增强术的发明者和推广者。】

一点花絮

       第一次见到Buzan本人是在他和Amitav组织的那个Why No Non-Western IR Theory的会上。那个会是在新加坡开的（2004年夏天），而我刚好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做访问学者。

       在2004-2008年间, Buzan是EJIR（欧洲国际关系杂志）的主编。而我关于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的第一篇英文文章， “From Mearsheimer to Jervis” 最后是在EJIR上出版的。这意味着，Buzan是少数的比较早就知道我的这个工作的西方IR界人士。

【文章投给EJIR的时候, Buzan还是EJIR的editor。第一轮审稿，三个审阅者都非常positive，给了一个R&R，修改一轮后就被接受了（这算是非常顺利的了）。当然，最终接收都到2009年了，而这个时候EJIR的主编变成了Colin Wight。（2014年和Colin Wight在上海见面，聊得也很不错。他也还比较喜欢我的工作。用他的话说，“your work is never boring！”）。】

【“From Mearsheimer to Jervis”发表的完整故事：文章的最开始的版本投给了APSR，被拒了。我同意当时的这个版本应该被拒：投给APSR的那个版本实在是想处理太多的问题，因此，太过纷杂（这是我的不好的写作习惯之一）。而当时一位审阅者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你这文章到底给谁看（what is the audience you have in mind）？之后，我将文章改成了EJIR的这个版本，先投给了IO，又被拒了。理由主要是：审阅者不认为演化思维有用，或者不理解演化。(应该说，IO在2010-2011,发表的文章，没有一个达到我的那样的理论原创水平。) IO基本上是一个“保守的杂志”。他们的主编之一亲口对我说的。相比而言，欧洲的杂志似乎更加愿意尝试拥抱一些新的思想。】

Buzan应该是那些从内心喜欢我的工作的人，因此，他会为我的书写一个非常褒奖的书评。尽管他绝对我有点“看低（slight）”“英国学派”的贡献。这一点我承认，只不过理由不是Buzan认为的那样（见下面）。2015年在ISA开会，我们还一起散了一个小时的步。

【Buzan本人并不认为他是“英国学派”的人士，至少不是标准意义上的。而我却又恰恰认为，从他的研究讨论上看，他是典型的“英国学派”人士。】

作品

       Buzan的著作非常多，我以下的列举可能会漏掉一些。他的几部比较重要的作品我都读过。我比较喜欢的是他关于security complex的讨论。

People, States & Fear: The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83; revised second edition 1991)。毫无疑问，这是Buzan的成名作。

Buzan, Jones, and Little. The Logic of Anarchy: Neorealism to Structural Realism (1993).

Buzan, Weaver, and Wilde.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1997)

Buzan and Weaver, 2003.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Cambridge. 这本书发展了Buzan最早提出的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的东西。

Buzan, 2004. From International to World Society? English School Theory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Globalisation. Cambridge. 这本书大致可以理解为是Buzan试图重新诠释英国学派，从而将英国学派变成（美国）主流IR学派之一的努力。个人觉得，这个努力也是不成功的。而且任何试图重新诠释英国学派的尝试最后也都不可能成功（见下面的讨论）。

Buzan and Little. 2000.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World History. Oxford.

Buzan and Hensen. 2009.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Cambridge.

Buzan and Yongjing Zhang (eds.). 2014. Contest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Asia. Cambridge.这是Buzan和张勇进试图用“英国学派”来诠释东亚的努力。

Buzan and Lawson, 2015.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History, 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这本书的目标是试图用一些新的时间点（benchmark date）来看待国际政治。这本书里有些视角还是不错的，但同样是深度不够。

基本评价

特别声明：鉴于Buzan对我的支持和提携，我对他的评价没有任何对他不敬的意思。平心而论，他是一个典型的老好人：没有大的架子和脾气，对晚辈非常客气（至少这是我的体会）。因此，我对他的学术的评价只是学术评价。

我一直认为，Buzan的理论化水平一直都不太够, 即便是他那本最理论化的关于英国学派的书（Buzan 2004）也是如此）。在这本书里，他的主要重心依旧是把几个核心概念折腾一遍，而英国学派的核心缺陷一直是缺乏有效的实证研究的支撑。

我认为，Buzan的真正的长处不是在真正的理论化上，而是在提出一些视角，让大家从一些新的视角看待世界。【因此，我觉得Buzan的绝大部分作品都不值得仔细读完。】尽管这么做还不太够，但也有它的价值。

其次，他（以及主要的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都不做严格意义上的实证研究。他们的所谓的实证基本上是对某些历史事实的诠释（interpretation）。比如，整个英国学派的三大核心概念，“国际体系”、“国际社会”、“世界社会（或者叫大同世界）”几乎都是不可能度量的，只能是被当做标签来使用。因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都是实证科学，没有相对系统的实证支持的“学派”的生命力都是有限的。当然，英国学派也几乎从不讨论任何的方法论问题。

说到这，请允许我顺带贬一下 “哥本哈根学派”我认为，“哥本哈根学派”其实就是一个核心概念（或者说，标签）“securitization”，加上一点linguistic performance（社会建构中的一个具体过程中的一部分）。因此，我从未觉得“哥本哈根学派”对于不同问题领域的securitization的讨论（比如，Buzan, Weaver, Wilde 1997）有多深刻。

说实话，我不明白为何“哥本哈根学派”在中国的IR学界会曾经那么火。我觉得这背后的原因其实还是中国的IR界实在是缺乏鉴赏能力，什么（破）流派都可以被介绍过来，然后变成一个所谓的可以发文章的依托。

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呼吁，中国的IR学界需要尽快地走出宁愿做粗浅介绍（所谓的“文献综述”），而不愿做真正细致的实证研究的状态。而学术期刊对于发表文献综述这样的文章需要非常谨慎，特别是要防止硕士博士生用这样的文章来凑数。

遗憾的是，许多高喊创建“中国学派”的人士，除了秦亚青老师做了一两个实证研究之外，几乎都是不做实证的人士。【诠释圣贤经典不是实证，最多是“思想史”。】“中国学派”要想有生命力，必须能够有强大的实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