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感恩录之六：我心目中的Amitav Acharya

Amitav的个人网页（高度推荐，信息量丰富）：http://www.amitavacharya.com/

Amitav的WIKI entry：http://en.wikipedia.org/wiki/Amitav_Acharya

毫无疑问，在我的学术（生涯）成长(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中，Amitav Acharya对我的成长的提携是仅次于张蕴岭所长的。张蕴岭所长给了我从自然科学转到社会科学之后的第一个工作，而Amitav给了我第二个工作。他们两位对我的提携，支持和鼓励，是我能够在学术上有点成就的最为直接的原因之一。非常重要的是，张蕴岭所长和Amitav不仅因为学术交流而早就认识，而且两人对亚洲安全的一些事务的处理方式也有非常接近的见解（他们不仅强调合作安全，而且都是既强调传统安全，又强调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人士）。因此，毫不奇怪，我第一次和Amitav的接触也是张蕴岭所长给我的机会。

Amitav和我的职业生涯

2002年我5月份在接到去宁夏外经贸厅（现在叫商务厅）挂职的消息后，我就觉得必须在此之前（挂职在2002年10月正式开始）去找个地方把我当时想写的一些东西写出来。因为我当时的想法是，也许以后变成一个官僚，可能就再没有机会把这些东西写出来了。

因此，通过张蕴岭所长和Barry Desker大使（IDSS当时的所长）和Amitav（他在2001刚刚成为IDSS的负责研究的副所长，那一年，他才39岁！）联系，我获得了一个去当时的南洋理工大学的IDSS访问一个月的机会。而那一个月恐怕是我迄今为止最高产的一个月之一。在那一个月里，我基本完成了“安全环境的系统理论”的英文版的写作。尽管我后来意识到这篇文章中对“攻防理论”的理解是错误的，但在当时，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英文（国际关系）理论文章，而且还是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的开篇文章。在那一个月里，我还写了好几篇英文的短评，发表在新加坡的海峡时报（The Straits Times），因此，有机会认识当时的The Straits Times的“editor-at-large”冯元良先生（Leslie Fong），并且和冯先生结成了忘年之交。

期间，我还自己要求去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东亚所（East Asia Institute，EAI）做了一个讲座。而因为这个讲座，我能够有幸认识大历史学家，王赓武先生。【此前，我已经提到过，王先生在我的讲座后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对我的最重要鞭策之一。】当然，我这一个月的短暂访问也能够让Amitav和当时的IDSS的director Ambassador Barry Desker对我有一个好的印象。

【在此，我再一次强调我的一个人生座右铭：“把每一次机会都当成最后一次。”】

从宁夏挂职回来之后（2003年10月），我知道我不会做官了，因而对以学术为职业生命的大方向更加坚定。从那时起，我开始着手写我计划中的大部头英文专著了。【从那时候开始，我就知道我后来的绝大部分作品将首先是英文作品。】而此时感到迫切需要一个资料充沛的地方来开始为我的写作做准备。因此，又找到一个机会去新加坡。这一次得到了王赓武先生的首肯，到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东亚所（EIA）做为期4个月的访问（2005.4-7月）。在这段时间，我正式开始积累、阅读、消化大量的材料，为我的《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一书做准备。（当然，我最开始也只是想写出一本书，后来发现内容越来越多，只好写出三本书了）。

而在我2005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EAI）做访问学者的时候，通过和Amitav联系，到RSIS（那个时候还叫IDSS，不过很快就改名了）做了一个讲座，介绍我的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理论（即，从米尔斯海默到杰维斯的那一部分）。当时，我的研究还是刚刚开始，当时Amitav对此印象深刻，颇为赞许。而这时候，恰好IDSS（后来的RSIS）原来的一位研究中国外交安全的同事要离开，Amitav就问我，有不有兴趣来IDSS工作。

那时候我还是想去P大，而且好像有点眉目（后来当然是没有去成P大，因为P大的事情是在太复杂）。因此，没敢直接答应Amitav去RSIS呆太久。我说，先做个访问学者吧。Amitav和Barry Desker就说，那我们先给你一个两年的合同吧，你愿意呆一年还可以，两年也行。我说好吧。【因为当时没把这个当成长远之计，我也没有在薪水上过于讨价还价，大概每年至少亏了8000-10000美元吧。损失惨重呀！】

然后，等我回到国内，发现去P大的难度非常大，所以只好别无选择第去了IDSS/RSIS。

而RSIS（IDSS）对于新来的教员，第一年没有教课要求，这使的我有足够的时间去阅读和写作。因此，2006-2007年是我非常productive一年（尽管作品发表的喷发要到2008-9年才开始，但这是因为发表英文作品通常非常慢的缘故），从此便一发而不可收拾了（呵呵）。

Amitav和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R)

在推动Global IR上，Amitav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最开始是和Barry Buzan一起）。（这一起点，我认为，要比“发展中国学派”更加高远，因为真正体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科学精神。科学的发展需要diversity（或者说是观念上的突变）。

因此，Amitav也属于那种做到了改变世界（一点点）的人：Amitav不仅是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ISA)历史上第一位亚洲裔的主席，也是ISA历史上第一位非欧美人士的主席。而他一直致力于推动Global IR的发展。他的ISA presidential lecture就是 关于Global IR。

他和我一样，都不想只是让我们的理论和实证努力成为西方的附庸：我们要在懂得西方的基础上，超越西方。只有这样的努力才值得。问题本身的多样化（目前中国学派的特殊主要集中在这里）、多样性的data、多样性的方法（但仍旧是有方法的），多样化的理论结果。

【如果你不想改变中国乃至世界的社会科学，那你最好不要做了，因为会挺没劲的。】

在Amitav正式发表在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2014年第1期，1-14页）以”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R) and Regional Worlds：A New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为题的“主席演讲”中，他特意还对“中国学派”的目前的某些努力做了如下评价（第五页，脚注）：

My test for national or regional “schools” of IR is that they must offer concepts and approaches that explain IR not only in that particular country or region, but also beyond. In other words, they must be applicable, at least to some degree, to the world at large. For example, the English School and the Copenhagen School, despite their biases and limitations, has offered concepts such as “international society,” or “securitization,” respectively, which have genuinely broader applicability beyond the UK or Europe and are used by scholars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Other examples can be found in Southeast Asian specialist Ben Anderson’s analysis of nationalism as “imagined community,” a concept, which reflected a strong, if not exclusively Indonesian context (Anderson 1983; Acharya 2014b). To be credible, a Chinese School of IR must offer concepts and explanations that have relevance beyond China or East Asia, rather than simply capture China’s international behavior or the East Asian international system.

【我认为Amitav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一针见血。简单地说，目前“中国学派”的影响仅仅局限在中国学者本身，以及极少数对这个讨论感兴趣的外国中国问题专家。【据我的不完整统计观察，对这个讨论的外国中国问题专家也不是很多。】

我和Amitav一样，认为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除了对你的自己的国家了解之外，你应该至少了解一个世界上主要的地区（比如东亚，或者至少东北亚、东南亚、中东等等），否则你肯定是一个视野狭窄的老土。肯定做不出太好的社会科学（某些人士，即便是纯理论的人士，我不认为他们很牛，即便他们名声很大，我也不觉得他们好，因为他们对世界实在是不太了解，这其中包括比如James Fearon、Alex Wendt这样的人士）。

我从未满足于只了解中国和美国，在我短暂的社会科学正式训练中，我选的课除了理论，主要就是regional area studies：东北亚、东南亚、南亚、然后自己学习一点中亚和俄罗斯。

高度推荐Amitav的这篇“主席讲演”：该文是A powerful and passionate essay that seeks to re-shape International Studie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mitav的学术贡献

毫无疑问，Amitav的成名作是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 (Routledge 2001)。这本书不仅已经成了研究二战后东南亚史学和国际政治的必引书目，也是实证建构主义研究领域的重要著作。【我这里特别强调，“实证建构主义”以区别Wendt的完全没有实证基础的建构主义：我认为后者是太不可取的，就像现在还有人在凭空讨论“结构-能动者，结构-行动（structure-agent、structure-agency）”一样的无趣。】

这本书从一个实证的建构主义的角度，考察了东南亚地区从1945年后的“构建制度化的地区和平”（institutionalizing regional peace）的过程。本书的结论也支持我的《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的第四章的结论：通常，一个地区的制度化和平的进程是在大规模战争结束后才开始或者加速的。对东南亚来说，重要的转折点是1966-67年的印尼-马来西亚对峙以及1979-1989的越南-柬埔寨战争的结束。冷战的结束和1997年的金融危机是加速器。

【他的这本书出在Routledge也同样表明我以前说过的，不能以出版社论著作的水平。学术圈里的关系网远比大家（特别是一些不同的年轻人）想象的重要，重要得多。】

此后，Amitav的最重要著作是2009于Cornell大学出版社出版的Whose Ideas Matter？Agency and Power in Asian Regionalism. 这本书的贡献在于挑战那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建构主义：非西方地区基本上就是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和理念（Norms & ideas）。这和Amitav（2000）很早就批判过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文章一脉相承。【很显然，Amitav的这本书能在Cornell UP出版，这本书的学术水准当然要够。而且此时，他的声望和地位都远远高于2001年的他。但是，Peter Katzenstein是这个系列的主编，并且都是强调实证的建构主义者，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年轻人：关系重要呀！之后，PK主编的这个系列还出版了Amitav早年的The Quest for Identity的新版本】

而因为Amitav对东南亚的熟悉程度以及他和东亚地区以及他的故乡（南亚）的联系和了解，Amitav对亚洲安全的理解也有许多洞见。

2014年，Amitav出版了一本小册子。The End of American World Order. London: Polity.我很喜欢这本书。在这本书里，Amitav对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观察有很多好的洞见。

Amitav获得的荣誉无数（他的最近简历足足有25页！），大家看他的简历就知道了。

应该说，尽管Amitav 非常多产，他的学术贡献稍显单薄。一方面，他的研究视角基本上是建构主义，而对其他所谓的主义的文献相对不那么理睬。另一方面，他的研究深度也不太够，聚焦的问题相对有些过于浅（因此，解释起来不那么费劲）。当然，这些缺陷都不能否定他是一位极其优秀的学者，对国际关系做出了突出贡献，推动了国际关系的“全球化”。

Amitav的主要作品（非完全列出）

Acharya, Amitav. 2000. “Ethnocentrism and Emancipatory IR Theory.” In (Dis)Placing Security: Critical Evaluations of the Boundaries of Security Theory, eds. Samantha Arnold and J. Marsha Beier. Toronto: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Security Studies, 1-18. 【我很喜欢这篇文章】

Acharya, Amitav. 2001. 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 ASEAN and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Order. London: Routledge.

Acharya, Amitav. 2004. “How Ideas Spread: Whose Norms Matter? Norm Loc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Asian 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8 (2): 239-275.

Acharya, Amitav. 2007. “The Emerging Regional Architecture of World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59 (4): 629-652.

Acharya, Amitav. 2009. Whose Ideas Matter? Agency and Power in Asian Regionalism.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Acharya, Amitav.  2012. “Power Shift or Paradigm Shift: China’s Rise and Asia's Emerging Security Orde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Acharya, Amitav. 2013. The Making of Southeast Asia.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Acharya, Amitav. 2014. The End of American World Order. London: Polity.

推动Global IR的缘起，Acharya, Amitav, and Barry Buzan, eds. 2009.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erspectives on and beyond Asia. London: Routledge.

他参与的编著很多，此处不再列举。

一些照片，依次是：

Amitav在仰光大学

2013年Amitav当选ISA新一任主席的权力交接仪式（从前任主席Harvey Starr手中接过“权杖”）

2013年ISA年会上，Amitav发表他的“主席演讲”，“Global IR”

2013年，Amitav访问上海。【照片中的美女老师是上海交大国关学院的左亚娜老师，她在Bristol大学求学时，曾经接受过Amitav的指导。】

2014年底，Amitav在复旦国关学院做讲座【抱歉，学生拍照片的手机像素太低，水平似乎也有点差，呵呵】。【领导总是认识的吧？呵呵】

2015年，在ISA上和卸任ISA主席前的Amitav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