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按：这个短文试图澄清一些对理论化(theorizing)的单一标准判读（或者是“误读”）。问题的来自于很多时候同学们或者晚辈对我的一些理论工作的困惑。

原文是个英文。特别感谢清华大学杨原同学的翻译。

文章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10-16“国际月刊”【很遗憾，没有电子版】

理论化的层次：一个说明

唐世平（复旦大学特聘教授）

在多数情况下，我们所说的“（社会科学中的）理论”都是指那些旨在解决具体经验问题（例如革命为何会出现，战争为何会发生）的经验性理论。通常情况下，这些理论都是一些因果解释，有着明确的因变量和自变量。对于这一类理论来说，即使非常宏观或者非常具有根本性，从根本上讲它们也都是具体的经验性理论（例如Tang 2013,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然而经验性理论并非社会科学理论的全部。那么，社会科学中的理论研究都包括哪些层次呢？

超越经验层次的理论化

首先是本体论和认识论层次的理论化。这类理论化的工作例如Bhaskar (1975; 1979); Tang (2011): Foundational Paradigms; Tang, On Social Evolution (book manuscript in progress); The Objects of Social Sciences (manuscript in progress). 这些理论化的努力，其目的在于发展出一种路径或者“棱镜/透镜(prism)”，以帮助我们理解某些（复杂）系统或者某些复杂的系统性对象的某些方面。从事这种理论化工作的学者通常都会声称他们所提供的路径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复杂世界。

一般说来，这类理论化的工作本质上都是大胆的和“气势宏大的（sweeping）”。在评价这类理论化工作时，应当主要看它们是否能够帮助我们对那些复杂的现象做出比现有的其他路径更好的理解，而不是看它们是否解释了任何具体的社会事实。

此外，还有一种理论化的工作介乎于纯粹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和纯粹的经验层面之间：这类理论化工作略低于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但仍会提出重要的或者基础性的路径，或者做出范式性的陈述。这类理论化的工作例如Jervis (1997), System Effects; Wendt (1999), Social Theory; Tang (2010), 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 Tang (2011), A General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Tang, The Reaches of the（Social or International）System (unpublished manuscript)。同样地，这种理论化的努力几乎不包括实证意义上的经验性的内容，其目标是发展出一个宏理论，或者是将一些分别针对不同问题的具体理论路径整合进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中。从事这种理论化工作的学者通常也都会声称，他们所提供的路径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

总体而言，这类理论化工作更多实现的是一种“概念上的进步（conceptual progress）”（Laudan 1977），而更重要的是，它们促进了理论的统一（或者理论的简化）。

几乎可以这么说，从实证意义上讲，上述这些非经验性（或超越经验层次）的理论化工作几乎都不是定量的，有时甚至也不是定性的。这些理论化工作所使用的主要工具包括：

1：分类（例如压缩，扩展），见Elman (2004)。

2：更严格地使用归纳法，通常需要对概念的外延进行压缩或扩展。

3：当然还须用到逻辑。

4：最为关键地，这种理论化依赖于某些先验性的事实、假定或公理。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方法论方面的研究（例如KKV 1994; Brady and Collier 2004; Goertz and Mahoney 2012）不属于这里所说的理论化工作的范畴。

不同层次的经验性理论的范围和抱负

即使是在经验性理论研究领域，理论化同样存在不同的层次，不同层次的理论化有着不同的适用范围和学术抱负。而某些经验性理论同样也可以是非常宏观和“气势宏大的（sweeping）”的。

例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所提出的就是这样一种经验性的理论，它试图解释所有生物物种的进化。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1997）也提出了这样一种经验性的理论，它试图解释公元前11000年到公元1500年间人类不同社会的命运。唐世平的《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2013）所提出的也是这样一种经验性理论，它试图以一种根本性的方式，解决国际关系学各主要理论（宏理论）间的一些关键性的争论。

如果将标准放宽一点，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1979）也可以划归为这种类型的理论化工作，它试图发展一个关于均势的理论（假设均势是国际政治中的最重要的“规律”之一）。

在大多数情况下，理论寻求对多个事实的解释，而不是解释某个单一事件或事实。然而，当前的大多数经验性研究，即使包括了某个或某些理论，也只是试图解决某个非常具体的问题或困惑。相比较于这类研究，那些试图同时解决多个问题或困惑的研究通常更为重要，也更具影响力。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可以将社会科学目前的大多数经验性研究理解为库恩所说的“常规科学”。而那些提出了相对更加宏大理论的经验性研究接近于所谓的“（科学）革命”。

纯粹的经验性研究，包括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如果其贡献仅仅在于发现自变量X1、X2…对因变量Y的影响，其成果很难称之为“理论”。一个（精确提炼后的）理论，必须阐明这些结果的因果要素和因果机制，而且，在可能的情况下，阐述这个因果关系的必要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