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中国的现代化是从1840正式开启的话，迄今已历170余年。这其中的悲惨和曲折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刻骨铭心。许多有天下情怀的仁人志士都在不断反思我们苦难经历背后的原因。

基于我对制度变迁的深入研究， 我认为有两点是最为至关重要的。

一、一个好的制度体系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二、一个能够支撑好的制度体系的权力体系也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我认为，以上这两者加起来大致构成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充分条件”。这其中最核心的缘由是因为几乎所有的制度都是由拥有权力的行为体所设定的，而绝大部分制度都需要权力的支撑才能够延续的。【详细阐述，见我的《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

从清末到民国，再到今天，中华民族一直在寻求一个好的制度体系和一个能够支撑好的制度运转的权力体系。令人扼腕的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特别是从清末到1949），中国一直没有一个能够支撑好的制度体系的稳固的权力体系。1949年后，中国大陆和台湾都基本拥有了一个能够支撑好的制度体系运转的稳固的权力体系，从而使得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可以真正尝试构建一个好的制度体系。这就意味着，好的制度设计乃是中国未来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人类进步的根本问题。

不仅如此，如果没有好的制度设计，坏的制度体系能够逐渐反过来腐蚀权力体系，从而反过来逐渐动摇权力体系，从而更进一步削弱制度体系的效率。从这一双重意义上看，好的制度设计也注定是中国未来改革的核心问题。

这便是这个新栏目的缘由。这个栏目里的短文将试图讨论某一个问题领域的好的制度体系应该大致满足什么样的要求。

因为这个栏目要讨论的问题将是非常复杂和难解的，所以我计划每两到三个月（甚至更长一点）写一个东西，讨论某一方面的具体制度（体系）安排。这些短文一部分将建立在我们的研究和观察的基础上，同时会提出一些新的研究问题。通常，这些短文背后都有扎实的研究（我们自己的和别人的）。因此，这些短文通常都会给出一些更加详细的研究的链接。

不过，在讨论具体的制度（体系）安排之前，我必须讨论以下四个相对宽泛的问题。这四个相对宽泛的问题是：

一、对“摸着石头过河”的三种理解：制度设计的必要性

二、制度设计和社会科学家的责任

三、“共识”是个乌托邦的假命题：拿什么超越“左”和“右”

四、社会科学家（知识分子）的责任：更深层次的问题

【一些必要的定义：制度简单地说就是规则，正式的或者非正式的。非正式的规则是所谓的文化的一部分。制度其实就是“条文化了（codified）”的观念。制度体系：调节一个组织，包括国家这样一个超大型组织，内部的各个行为体（含小一点的组织行为体）的行为和思维方式，以及他们之间相互交往需要无数的具体的制度，而这些制度的总和构成了制度体系。这个制度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结构”。】

【附注：相对于制度（体系）来说，中华文化（的影响）恐怕并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也就是说，不是中华文化不能和某些制度体系结合，而是我们的制度体系要么是设计有问题；要么是有相对好的制度设计，但却没有一个稳定的权力体系作为保障。很多时候，不是文化决定制度，而是制度从长远来说塑造文化：我们今天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制度在历史进程中的沉淀。关于这点，在Elias的《文明的进程》中已经有足够充分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