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政治学会议杂感

承蒙领导看得起，昨日参加了一次学院组织的“比较政治学”的会议，几点感想。

（武汉大学的谭君久先生在2011年确实邀请我参加过在武汉大学举行的会议。不过，我当时是在太忙，没有参加。谭先生说他注意到了李辉、熊易寒和我一起写的那个小短文，并且颇为赞赏。心里惶恐不安。昨晚才知道，谭先生原来是陈其人先生的高徒。已经向谭先生赔罪。）

昨天还见到了其他几位校外大牛：王绍光、徐湘林、杨光斌、陈峰、谭融、钟杨，还有几位大牛故交（王正毅、朱天飚、杨雪冬）以及诸多晚辈新锐。

想说就说出来了的

“几位前辈，包括中国政治学的三位长江学者，你们不仅不应该一下子就对方法论的东西一棍子打到，而且应该鼓励青年学者，特别是你们的学生学习新的方法。”【在这一点上，谭先生是我们晚辈的楷模。】

“老师可以不学，但必须鼓励学生学习新的方法。”

“年轻学生，如果不能基本掌握四个大的方法技巧中【形式模型、（真正的）比较案例研究、统计（定量）分析、QCA（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个人认为这是一个独立的方法体系，因为它的逻辑基础和统计分析并不相同。）】的至少两个，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难过。文章将会越来越难发。”

“个人以为，美国的比较政治学比起上个世纪的60-70年代还有进步的。如果我们总是希望有特别简洁的理论，那在很多时候是一种奢望：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体系，很多时候不可能用一两个变量或者机制解释复杂社会事实。因此，不能因为现在美国的比较政治学在没有Moore那样的简洁的理论就认为没有进步。我认为这恰恰是进步的表现。另外，研究议题的大大拓展也是进步的体现之一。（当然，这不代表美国的比较政治学没有它们的问题。）”

想说没敢说出来的

不要动不动就给强调方法论或者运用非传统方法的青年学者或者学生扣“方法论主义”或者是“科学主义（即，用研究方法的人没有现实关怀、人文关怀）”的帽子。

【我们离“方法论主义”还远着呢：现在，中国的政治学在方法论基本上也就启蒙阶段。（社会学和经济学稍好。当然，这不代表社会学和经济学就没有他们自己的问题。）】

【真正的现实关怀和人文关怀要靠贡献真正的知识来体现：空洞的“思考”、“感悟”是空谈人文关怀。】。

强调方法不是没有问题意识：恰恰相反，我们的研究都是问题导向的。有些问题凭过去的方法（比如感悟、归纳）根本无法解决，所以我们才学习新的方法。

不要再只谈Almond、亨廷敦、甚至普特南了吧，这实在有些out。

不要再谈波普的证伪了吧，这也实在有些out。

对自己不懂的东西，不要一下子批评：至少稍作了解再批评。

比较历史制度主义作为一个approach（研究思路或者路径）很重要，但是不能成为我们唯一的选择。科学的进步有赖于研究途径和议题的多元（这一点，Michael Polanyi、波普早就讲过了）。

年轻学者，要逐渐减少文献（批评性）介绍这样的工作，而必须从事真正的实证研究：从研究中领悟方法以及其他东西。停留在梳理文献上，永远不会有大的进步。不要动不动就像想梳理文献一番：梳理文献不是研究型大学的学者的工作。这要么是偷懒，要么是承认自己不行。【比如，凭我的阅读，我大概可以梳理一大堆文献，可我就是不做：我如果做文献梳理（我其实做了一些），都是研究需要的顺带。】

永远不敢说出来的

（此处省略多少字）

写完了之后，觉得自己离某些东西越来越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