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最早的定义之一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类学家 Edward Taylor在1871年给出的：The complex whole which includes knowledge, belief, art, morals, law, custom, and any other capabilities and habits acquired by man as a member of society. 【Taylor当时把culture和civilization作为同义词】。因此，从一开始，文化就沾上了“整体主义（holism）”【holism大致和organicism（有机体主义）是同义词。】。

到了Malinowski之后的现代人类学，“holism” 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而Malinowski之后的“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al functionalism）”更加强调文化的整体性：文化中的任何一个要素都有功能，而且是好的功能，否则整个社会或者community就无法运行。

然而，“holism”是一种极端的“集体主义（collectivism）”，因此，从社会科学的基础范式上看，“holism”是不成立的。“holism”很容易犯“reification”的错误。这些问题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社会学和人类学中的“结构功能主义”后来会遭到无情的批判（1960-1970）。【有趣的是，国际政治中的两本重要著作，Waltz1979；Keohane1984都受到structural functionalism的深刻影响！而那个时候，“结构功能主义”已经在社会学和人类学中遭到了唾弃。】【从社会科学的基础范式来说，文化几乎不可能是一个充分的解释。】

其次， Elias和福柯的作品（还有很多受他们启发的作平）都表明，许多我们以为是文化的东西事实上都是制度长期积淀的结果（即，文化是在历史过程中被人们内化了的制度）。

这两个问题意味着，从根本上来说，用文化来解释社会结果通常是偷懒和没有深入思考的结果，或者是“intellectual dishonesty”。得出的结果肯定是“distorted picture”。

比如关于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最近中央9套放的“先生鲁迅”，许多研究文学的人士都和鲁迅一样认为中国的过去的悲惨是“中国人的国民性”造成的【我们可以原谅鲁迅，因为那个时候他能够接触到的作品深受ethnocentrism的影响，而动不动就用“文化”、国民性来解读历史。】。这表明，这些研究文学的人士一点社会科学都不涉猎，抑或是他们都偷懒。

正是因为这些缺陷，没有哪一本用文化作为解释变量的书能让我们特别信服，无论是国际政治还是其他的社会科学。这包括江忆恩（1995）。【这并非因为江忆恩（1995）受中国的战略文化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我就不赞同。事实上，对江忆恩（1995）的批评很多。】

最后，基本上可以说，没有“Ethnocentrism（族群中心主义）“就没有“文化”。文化是一个群体才能够有的东西。而所有的群体（特别是族群）都必须有一定的Ethnocentrism支撑作为支撑：没有Ethnocentrism的族群是不存在的。而Ethnocentrism就意味着我们通常别人的坏，我们的好（但有时候也可以“别人的好，我们的坏”，特别是经历过多次打击后，比如中国在列强面前的多次失败。）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以文化来解释社会事实如此受人欢迎了：这样的解释迎合了我们各自的“Ethnocentrism（族群中心主义）”。

当然，我的这些责难绝不代表我不认为文化重要。我仅仅是说，用文化解释社会事实（即，确立文化因素对某一个社会事实的贡献）通常是困难的。因此，我们需要谨慎，不要动不动就“文化”你的解释。

两点意见：

1）如果你非要用文化作为具体的解释变量，那么用些“具体的文化特征（specific cultural traits）”可能是一种办法。但即便是这样，挑战也是很大的。你至少要说服我们（包括你自己）：某些社会事实只能被“具体的文化特征”所解释，别的非文化的解释变量解释不了或不够好。

2）如果你将文化作为被解释的变量，你的工作可能会更有意义些。在这方面，Elias和福柯的东西肯定是值得借鉴的。这些作品都表明，我们以为是文化的东西事实上都是制度长期积淀的结果（有的被人内化了）。

推荐读物

Marc Manganaro, 1992. Culture 1922: The Emergence of a concept. Princeton.

对比较政治学中的文化主义的批评（比如，Almond & Verba；Putnam；Inglehart），见Jackman and Miller （1996a; 1996b,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