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和理解的杰维斯（Robert Jervis）

声明：我写这个东西是为了表达我对杰维斯的尊敬，没有要拉他做大旗的意思。我的目标是站在他的肩膀上超过他，而不仅是追随。我们对任何人都不应该膜拜。

我想告诉大家最重要的东西是：真正的大师对晚辈非常的提携。

在IR领域，如果只列出在上个世纪的成就大师水平的三位大师，我会列出杰维斯、基欧汗（Robert Keohane），和华尔兹（Kenneth Waltz）。（Keohane 和Waltz我以后论及）。

我和杰维斯（Robert Jervis）的交往始于1998年下半年。那时候我刚刚接触国际关系（IR）不久，对这个学科的了解非常少【我记得那时候我只知道Morgenthau, Keohane, Schelling, Wolfers, Kissinger, Brzezinski少数人的工作。我知道一点点Ernest Haas, Kenneth Waltz, Robert Powell, Laura Tyson, Barry Eichengreen, John Zysman，多半也是因为我上过或旁听过他们的课】。那时候，我们当然都会读到Jervis的 Logic of Image (1970),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1976),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1978), “Deterrence Theory Revisited” (1979), Psychology and Deterrence (1985), The Illogic of American Nuclear Strategy (1984), The Meaning of the Nuclear Revolution (1989)等。

不过，当时让我有和他联系的冲动是那时候他刚刚出版的新书System Effects: Complexit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 (1997)【中译本，《系统效应》，李少军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我认为这本书很好：这是一本是每一个研究复杂体系（包括人类社会这一恐怕是最为复杂的体系）的必读书，而且其影响显然不再局限于国际关系领域。【不过，我那时候对一些同学提起这本书的时候，他们都不以为然。他们的问题是：（书中的）理论在哪？】

【我一直认为《系统效应》是杰维斯的巅峰之作，书中的百科全书的旁征博引让人叹为观止。杰维斯本人也同样认为这本书是他的“most interesting”作品。】

那时候我已经模模糊糊对国际冲突中的声誉的一些讨论（比如Thomas Schelling，JamesFearon，Jonathan Mercer，当然还有杰维斯本人）有了一些质疑和想法，因此，我就心怀崇敬地给Jervis写了个电子邮件。信的内容可想而知：我先是表达了作为一个晚辈对他的尊敬（尽管那时我对他的影响力并不完全了解，甚至不知道他是UC Berkeley毕业的Ph. D.），然后是希望他能够日后给我一点指点。老先生很快就回了信，信的内容也可想而知：他先是谢谢我的致意，然后就说他很忙，不见得有时间。

1999年我回到中国社科院亚太所工作。到了2001年，我终于写成了我的第一篇理论长文“A Systemic Theory of Security Environment(安全环境的系统理论)”。文章先投到International Security，审阅后被拒绝了。之后，听从Richard Ned Lebow（以后讨论）的指点，投到了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很快被接受了（文章最后发表在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27, No. 1 (March 2004), pp. 1-34。是作为 lead article/开篇文章发表的).

【现在看来，这篇文章对“攻防理论[offense-defense theory]”的理解远远不够，致使文章有相当的缺陷。不过，对其他几个因素的讨论我认为依旧是有效的。我后来对“攻防理论[offense-defense theory]”的更加深入细致的批评，见我的“Offense-defense Theory: Toward a Definitive Understanding.”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4, No. 2 (Summer 2010), pp. 213-260。也请参阅 徐进，“进攻崇拜：一个理论神话的破灭，”《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2期。徐进和我的文章基本上将攻防理论钉死在棺材里了。】

由于“安全环境的系统理论”一文显然受到了杰维斯的系统思维的影响，因此，我自然想将文章献给他。于是，我写信给他，希望他能够同意。我很荣幸他同意了。

后来的一次交道是我的第二篇理论文章（“Reputation, Cult of Reput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Security Studies, Vol. 14, No. 1 (2005), pp. 34-62.）。文章也是先投到International Security，审阅后被拒绝了。修改后，我投到了Security Studies。经过修改后再重投，文章被接受了。文章发表后，杰维斯写了一个电邮给我，说文章不错（尽管文章对他也有批评）。我后来看看其中一个审阅者的评语，感觉是他写的（我当然也要遵守匿名评审的规矩，没有向他证实这一点）。我猜，从这篇文章起，他大致觉得我的工作还不太差。

2008年，那时候我在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NTU），所以有钱能够去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ISA)开会（在旧金山）。这次去的主要目的之一便是拜见他。我们约了一个时间，我请他喝了一杯咖啡（也许是巧克力）。聊聊天（主要谈各自的工作）。他问起我的学科背景，我大致说了一下。他说：“哦，原来是这样的。”【稍稍自我吹嘘和嘲笑一下：我其实走了很多弯路，浪费了很多机会。这大概是我努力的原因之一吧。】

在和Jervis的交往中，最让我感动的是他对晚辈，而且是一个从未谋面的晚辈（我们同通了十年电子邮件，直到2008年见面），的鼓励和提携。他在百忙之中能够对我的好多篇文章如此仔细地阅读并给出详细的意见，不仅让我感动，说实在也很让我有点吃惊。

从他的身上，我感到的是真正大师级学者的谦和。我想对他的最好回报莫过于自己努力做出好的工作，而同样对我的晚辈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和鼓励（当然，严格要求同样需要）。

也许是我的许多工作都和杰维斯的工作有点关系，2010年，我很荣幸收到了Classic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一书的主编的邀请，让我针对杰维斯的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1976)写一个面向本科生的回顾性和展望性的导读（书出版恐怕要到2012年了），我在征得杰维斯的同意后，便答应了。尽管我没有那样的荣幸能够成为他的正式学生，他是我真正的导师之一。写这样一个导读，恐怕也是表达我对他的敬意的最好方式了吧。

【关于我对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的理解和评价，我只能在那篇长文中展开了。】

2010年是杰维斯的七十岁生日。他的学生和过去的同学、同事为他办了一个隆重的学术研讨会，将出版一个纪念文集（Festschrift）。活动的新闻见：

http://www.ipw.unisg.ch/org/ipw/web.nsf/SysWebRessources/news_poster_conference-jervis-2010/$FILE/Poster_Jervis_final_v2.pdf

关于Jervis本人的学术经历和他的自我批评和反思，最好的是看对他的采访：

“Logics of mind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 a journey with Robert Jervi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0, No. 4 (Sept. 2004);

“Conversation with Robert Jervis”, part of the “Conversation with History” series, 2005,

http://globetrotter.berkeley.edu/people5/Jervis/jervis-con0.html )

最后，我想再次强调，我们对任何人都不应该膜拜。我想，这也是杰维斯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