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苏轼心中的一种痛苦与彷徨吗？

——苏轼“犬马观”管窥（下）

“厚衣薪槱”的悲哀

为君主尽忠，像牛像马一样，这种观念在苏轼生活的时代，在极大程度上，是士大夫们的共识。苏轼本人也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努力地做到忠君为国。我的朋友侯会先生说，古人君父之概念，“愚昧”中含有“悲壮”，所道极是。对这一点，下面还要详细讨论。

正是在政局变得对苏轼一派有利的顺境里，勤于思考的苏轼却在荣耀中，感受到一种深刻的悲哀。元祐二年（1087），又一次入朝为翰林学士的苏轼，看到了好友大画家李公麟所作一幅“御马好头赤”画，引起了他的沉思，于是一首《戏书李伯时画御马好头赤》的奇诗也就随之诞生了：

    山西战马饥无肉，夜嚼长秸如嚼竹。蹄间三丈是徐行，不信天山有坑谷。

岂如厩马好头赤，立仗归来卧斜日。莫教优孟卜葬地，厚衣薪槱入铜历。

李伯时，名公麟，是北宋著名画家。好头赤，是一种良马。御马，就是皇帝所驾御的马。苏轼看到李伯时所画御马时，一种悲哀之情涌上心头。在他看来，作为御马——皇帝的马，无论是在艰苦时期，还是在和平时期，都充满着极大的危险。当在艰苦跋涉时期，这马儿，饥饿之极，无肉吃，夜间嚼些稻秸、麦秸，像啃竹子一般；白天拼命奔波，奋蹄三丈，就算是慢行了，在险要的“天山”之间腾跃，其间有什么陷阱一般的坑谷，也要奋不顾身向前——这就是它们的命运！而那些专为皇帝作仪仗队的骏马“好头赤”们，它们是很舒服的，白昼立仗归来，傍晚沐浴在夕阳之下，好不惬意呦！不过可别叫“优孟”们为它们挑选葬地，放进铜锅里用大火煮熟（槱，音有，烧的意思）——这样看来，这些“富贵马”的命运也不大好呢！

“优孟”的典故出于《史记·滑稽列传》：楚庄王一匹爱马已死，而命群臣为马吊丧。优孟对楚王说，或干脆用人君之礼节葬它，使诸侯明白楚王轻人重马；不然还是用六畜之礼葬它：“以垅灶为椁（用就地砌成的土灶作为套在棺外的大棺），铜历为棺（用铜锅作它的内棺），赍以姜枣（送上姜枣），荐以木兰（献上木兰），祭以粮稻（用粮稻来祭祀），衣以火光（燃起大火来煮它），葬之於人腹肠（然后将它埋葬于人的肚子里——即把它吃掉）。”“厚衣薪槱”，便是《史记》所说的“衣以火光”——堆积木柴，大烧大煮。这样，苏轼诗歌这结尾二句的意思就很清楚了：可不要照优孟的办法埋葬它——将其吃掉呦！

身处顺境的苏轼此间把自己或士大夫比作了御马“好头赤”。本诗暗示着臣子的命运：或如“山西战马”为皇帝卖命、奔走于艰险之中；或象“好头赤”一样，乃朝廷摆设而已，一旦有意外或处于无用之境，即如牲口一般被处理了！战马“天山”“空谷”的经历，令人联想东坡在被贬黄州时，其时他声名扫地，生计上捉襟见肘；“好头赤”则令人联想其重新回朝为官，在政治上春风得意。而作者居安思危，预想有朝一日“葬之於人腹肠”的结局，心中黯然。不管怎样的处境，都难逃畜生的下场！隐晦的字句中显示出苏轼对“犬马”悲剧之感悟的深入。

或是“犬马盖帷”，或是“厚衣薪槱”，这是苏轼对士大夫的两种基本命运的思考。前者，充满荣耀，盖棺论定；后者，身败名裂，终遭唾弃。但从深层本质来看，此两者的相通之处，却在于皆具畜类的属性——因为其生前身后毁誉，全都来自其主子的决断。苏轼由于看透了个中关键，才在逆境时多想到“犬马盖帷”，顺境时悲哀于“厚衣薪槱”。

在黄州被贬以后来到中央任职的一段政治顺境中，苏轼受到过最高统治者的车马、金带的赏赐，使他感戴不已。作者在《谢赐对衣金带马表二首（之二）》中云：“子衣安吉，不待请而得之；我马虺聩，盖知劳而赐者。敢不勉思忠荩，务报恩勤。” “我马虺聩”，本为《诗经》中描写坐骑已经疲惫不堪，累极致病之词语，作者显然自觉一匹“虺聩”之马，恰逢主人知其劳而有所赏赐时，便感激驱驰，死而后已之志愈坚。他感慨道：“伏以三赐之重，莫隆于车马”（《谢赐对衣金带马状二首》之一）；“蒙恩赐臣衣一对，金带一条，并鱼袋金镀银鞍辔马一匹者。盛服在躬，无复曳娄之叹；名驹出厩，遂忘奔走之劳（《谢除兵部尚书赐对衣金带马状二首（之一）》）。车马本是富贵、荣耀的象征，而君主所赐予车马更加荣耀无比；但马的赐予本身还有另一番激励的意义：接受赐马之隆恩，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士大夫之于皇帝的犬马地位的认定，因而此刻“名驹（名贵的马驹，在此作者自比）出厩（走出马棚），遂忘奔走之劳”之语，便恰为臣子向皇帝表忠心的得当语言。

时代的困惑与不倦的探索

一方面，是“犬马盖帷”的荣耀感，一方面，是“厚衣薪槱”的悲哀情。使得苏轼被两种矛盾的思考所缠绕、困惑的现象，有着深层的时代的背景。

苏轼生活在中央集权逐渐加强的时代。古社会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实际是对整个国家加强统一治理的需要，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统治者的利益与国家的稳定；从秦始皇统一中国、汉代董仲舒倡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一直都是如此；到了宋代内忧外患非常严重的形势下，加强中央集权，从大局来看，显然更有其必要性了——苏轼作为统治者中间的一员，何尝不明晓其重要性；因此，他多次强调“虽桑榆之景，已迫残年；而犬马之心，犹思后效”（《谢宣召再入学士院二首（之二）》），“臣苟念余生之安，莫伸一割之用。桑榆暮齿，恐遂赍志而莫偿；犬马微心，犹恐盖棺而后定”（《谢除龙图阁学士知颍州表二首（之二）》），可见其拥护中央集权、维护皇帝权威之大局意识，还是很忠诚坚定的。这种坚定的政治态度与信念，苏轼一生都未改变。这种态度与信念，也为士大夫文人所共同坚持；与此大局意识的坚持相适应的，自然是个体自由与个性意识的抑制与削减。在宋代，文人士大夫受到了空前优待，在科举选材、政治待遇方面，言论开放、得到重用程度方面等等，他们都享受着空前的“皇恩”；这也是他们忠君思想非常牢固的的重要原因之一。

与此同时，宋代大量的文化信息之传播、积累，又使得士大夫文人的思想趋于活跃，对人生之自由境界的向往与日俱增。即以“海内文宗”欧阳修为例，他在大力提倡忠君思想之时，又写出“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如林间自在啼”（《画眉鸟》）之耐人寻味的名句，便透露着这种消息。邓牧则更认为君主不过亦是普通人，把君主神秘的面纱揭了下来：“天生民而主之君，非有四目两喙鳞头而羽臂也；状貌咸与人同，则夫人固可为也。”（大意为君主也是常人，并没有四只眼睛，两张嘴；也没有迥异常人的鳞头，臂膀上更没有生成翅膀，状貌与普通人是相同的，因此，凡是人都可以做的）于是就出现了一种既趋同又矛盾的有趣现象：对皇权的坚决拥戴与时而怀疑；对自由的向往追求与克制压抑。这种情形在宋士大夫的言行中时有显现。苏轼以恳切的上表誓言作皇权之犬马，复以悲苦之诗笔叹息犬马之命运，更是这种特殊时代的士人心态的显现。如此两种互相对立的思维，同时活跃于苏轼之脑海；它表明时代之思想先驱者的复杂困惑心态。

思想的新突破

    苏轼那时代之思想先驱者的复杂困惑心态，在作者晚年被贬惠州后达到了高峰。当新即位的哲宗皇帝，为了表示他有主见，废弃了高太后的一套，重新起用新党、打击旧党时，厄运又降临到苏轼头上来，被贬到边远惠州的他向皇帝上表，“犬马盖帷”情结又一次浮现出来：

    先奉告命，……以承义郎知英州军州事，续奉告命，责授臣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念臣奉事有年，少加怜愍。知臣老死无日，不足诛锄。明降德音，许全余息。故使虺聩之马，犹获盖帷；觳觫之牛，得违刀几。臣敢不服膺严训，托命至仁；洗心自新，没齿无怨。……精诚未泯，空余结草之忠。……（《到惠州谢表》）

苏轼时已五十九岁，说出“老死无日，不足诛锄”的话，是很辛酸的；但皇帝仍能保全他一性命的诏命——“明降德音，许全余息”，使他感到幸运。也许更重要的还是保住了士大夫的面子——“虺聩之马，犹获盖帷”；而作为士大夫（或皇帝的犬马），对自身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忠诚于君主（主人），因此，“精诚未泯”的话语，也就是本表的必然结尾。

    出于对皇权的拥护与顾全大局之需要，苏轼“虺聩之马，犹获盖帷”之语，是真诚的；但是当他一旦远离了宫廷，脱离了官场语境，一种不受羁绊的“野马”似的生活，直使他自由奔放的天性活跃起来。对自由之空前强烈的感受与向往，终于使他在思想上有所突破。在绍圣三年（时年61岁）《和陶咏三良》诗中，他第一次否定了要向君主求“盖帷”的思想：

此生太山重，忽作鸿毛遗。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贤哉晏平仲，事君不以私。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顾命有治乱，臣子得从违。魏颗真孝爱，三良安足希。仕宦岂不荣，有时缠忧悲。所以靖节翁，服此黔娄衣。

对于全篇，笔者在此不作过多的介绍，只解释有关“三子”（即“三良”）的典故。

本诗可谓是苏轼对生命思考之里程碑式的作品。发端第一句，就力重千钧，振聋发聩：“此生太山重”。诗人明确表示：对于人来说，生命是最可贵的，如同泰山之重。而秦国的“三良”——奄息、仲行、针虎，却只因为愚忠，把最宝贵的生命去为君主殉葬，其死之价值，真如鸿毛一般微不足道——“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公元前621年，秦穆公死，遗嘱杀177人为他殉葬，其中包括人民爱戴的“三良”，即奄息、仲行、针虎。人们痛恨这种暴行，痛惜三良之死，作了诗歌《黄鸟》，见《诗经·秦风》）。这句生命价值判断，实际上把生命个体之价值置于对君主的愚忠之上，是作者多年思考的思想结晶。本诗第二个闪光之点，是苏轼抛弃了他往常的习惯性的“犬马式”思维，作了一次真正发自生命最底处的呐喊：“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 ——我难道是狗，是马吗，要向君主乞求埋葬的“盖帷”？！这种声音，与他在上皇帝表中的卑微拘谨的姿态形成了鲜明对照，实际是对皇权的一次大胆否定。他还看破了从古到今大量臣子那些类似秦国三子为君殉葬的种种行为，其中含有追求以盖帷裹尸埋葬的“国马”之虚荣。而这种追求以君主之马的虚荣的葬礼，是和为社稷而死的大节毫不相干的。

当然，时代的门槛是很难彻底跨越的。苏轼尽管已经感悟到了忠君思想的局限，但是他毕竟承认：“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这就是说，如果君主是为国家而死，臣子也还是应该去殉节。苏轼肯定这一点，正表明他忠君思想中的迂腐成分不可能彻底得到清除。同时，这也表明，尽管作者呼喊出“此生太山重”之强音，他仍然还并未把这一思想贯彻到底。还值得注意的是，在本诗的结尾四句——“仕宦岂不荣，有时缠忧悲。所以靖节翁（靖节翁指陶渊明），服此黔娄衣（见注解）”，又一次透露了作者的内心矛盾。其中，最显眼的，莫过于“荣”与“有时”之字样了。陶渊明之所以辞官归去，甘心“服此黔娄衣”，乃为“仕宦”生活带给他的全是“忧悲”；而在苏轼，“仕宦”毕竟有值得荣耀之处，“忧悲”缠绕脑海，也毕竟是“有时”，而不是全部。亦即是说，作者在厌恶仕宦生活的同时，还是没有忘记它所含有的士大夫的责任与荣誉的。

注解：

黔娄，齐国有名的隐士。他安贫乐道。他不争名逐利，与妻子一同下田耕作，衣食自给，夫唱妇随。齐侯备重金，请黔娄到朝廷做官，聘他为卿，他却坚辞不受，和妻子一起来到了历山(今济南市千佛山)过起了隐居生活。黔娄先生死后，他的好友，孔子的弟子曾参前往吊祭，看到好友的尸体置于破窗之下，身穿旧长袍，下垫烂草席，以白布覆盖。这块白布短小，盖头便露出脚，盖脚就露出头。不禁心酸，就说：“把布斜拉过来，就以盖住黔娄先生的全身了。”可黔娄夫人却回答：“斜之有余，不若正之不足，先生生而不斜，死而斜之，这会违背先生的生前意愿的。”以后人们便用黔娄衣、黔娄之妻等词句，来概括不慕名利、甘于贫贱生活的美好品质。

对新型人格的憧憬

苏轼还有另一种对马之命运关注的艺术作品，在悠闲从容中蕴涵着深远的人生思考，与对新型人格的憧憬，非常值得涵咏玩味，如《韩干画马赞》：

    韩干之马四。其一在陆，骧首奋鬣，若有所望，顿足而长鸣。其一欲涉，尻高首下，择所由济，跼蹐而未成。其二在水，前者反顾，若以鼻语，后者不应，欲饮而留行。以为厩马也，则前无羁络，后无箠策；以为野马也，则隅目耸耳，丰臆细尾，皆中度程。萧然如贤大夫贵公子，相与解带脱帽，临水而濯缨。遂欲高举远引，友麋鹿而终天年，则不可得矣。盖优哉游哉，聊以卒岁而无营。

唐代画家韩干所画的四匹马，或“若有所望”，或“择所由济”，或“前者反顾，若以鼻语”，或“后者不应，欲饮而留行”，神态各异，极为生动，经苏轼以文字的描写，另有一番生趣。古人对苏轼此文颇为欣赏，楼钥云：“旧读坡翁诗，恨未见此画。今日得之，便觉诗画互相映发。”王文濡也说：“文亦高举远引，洒脱可喜。” 对其艺术成就之评价不可谓不高；但他们对东坡的深刻人生思考都未有触动。本篇小文，系由诗一般的浪漫奇情与沉重的人生思考交织而成，作者显然是通过其理想中的马之形象找到一种具有理想人格的新人。在他看来，韩干所画之马，正是一种无“羁络”萦系与“捶策”躯赶的“自由马”，自在得“如贤大夫贵公子，相与解带脱帽，临水而濯缨”，具有人一般的体面；另一方面，它们几乎脱离了“野马”之本性，显得“丰臆细尾，皆中度程”，富有人一般的高贵。然而，这里有一个不能摆脱的矛盾是，这些既不是“厩马”、又非“野马”的马，已被作者深深打下了“贤大夫”的烙印——而“贤大夫”却是离不开君主的，于是这些马最终仍然会回归到“厩马”中去，接受“羁络”、“捶策”的命运终不可逃；因此，作者那“欲高举远引，友麋鹿而终天年”之理想，“则不可得矣”。结尾的“盖优哉游哉，聊以卒岁而无营”之句，在悠闲、俏皮的语气下深含着一种无可奈何的喟叹。这里有东坡式的诗意与豁达，东坡式的幽默与悲哀。这篇难以确知创作年代的散文，由于其深邃的思考与雍容的风度，以及对唐代画家韩干画马的出色描绘，竟长时间地模糊了论者们对其悲哀复幽默之思想底蕴的把握，是很值得深长思之的。

真正深刻的作家，往往提出人生、社会的错综矛盾而难以解决的大问题，苏轼就是这样一位“问题”作家。他对于马的形象之不同方面的描写、各种角度的思考，展示了这位作家热忱的人文关怀，深刻的人生思考，一股难以摆脱的痛苦与彷徨情绪，回旋其间，发人深省。对于今天的读者，仍有着启发性的意义。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