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苏轼心中的一种痛苦与彷徨吗？

——苏轼“犬马观”管窥（上）

提起大文豪苏轼，很容易令人想起他那乐天的、旷达的性格。但是，你也许有所不知，这位乐观、旷放的士大夫，也有他解不开的痛苦。由于时代的限制，再伟大的天才，也难以冲破那时代的牢笼。请从他那诗文中马和犬的意象，你就可以窥见这位旷世天才的内心矛盾与彷徨。

充满报国激情的骏马情怀

苏轼青壮年时豪情万丈，常用马的意象来表示他的大展宏图，报国济民的情怀。像“千金买战马，百宝妆刀环。何时逐汝去，与虏试周旋”（《和子由苦寒见寄》）；“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江城子》）。您看，作者一心想要跨上“千金”所买的“战马”，“与虏”周旋；他做密州（今山东境内）太守的时候，亲自纵马驰骋，并号召全城百姓，和他一起去打猎。苏轼将他那男子汉的英雄气概表达得多么淋漓酣畅，为国家建功立业的心情是多么的急迫啊！可是，曾几何时，自从他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并贬黄州后，他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一匹渴望得到主人尽力鞭打的恭顺马

苏轼从政以后，以“犯言直谏为忠”，为了国事，他忧心忡忡，言无不尽。而就在湖州做太守时，他被政敌弹劾攻击新法而锒铛入狱了。一些居心叵测之人当然要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苏轼自己也做好了被处死的准备。这时，神宗皇帝并未想将苏轼处死，而是命他去黄州为团练副使，反省自新。作者深感这一起死回生的大事，皆因皇帝保全，于是，四十五岁的他在感激涕零之际，于被贬至黄州这一年（元丰三年,1080）向皇帝这样陈说感恩之情：

臣已于今月一日到本所讫者。狂愚冒犯，固有常刑。仁圣矜怜，特从轻典。赦其必死，许以自新。祗服训辞，惟知感涕。……天地能覆载之，而不能容之于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于死中。伏惟此恩，何以为报。……若获尽力鞭箠之下，必将捐躯矢石之间。……（《到黄州谢表》）

这些话的大概意思是：我犯了罪，本应给以应有的处罚；而就在我必定被判死罪之时，皇帝对我从轻处置，允许我改过自新，这，怎能不叫我对皇恩感激涕零呢？能“覆载”万物的“天地”与“生育”的“父母”都不能救助我，唯有皇帝的诏命，可以将我挽救。我在感恩戴德之际，发誓要作一匹“捐躯矢石之间”（“矢石”即枪林弹雨之意）的马，希望得到主人尽力的“鞭箠”（鞭打），奋力为主人驱驰。

请看，那一心驰骋疆场的朝气蓬勃的战马之心，在这里，转换成了“获尽力鞭箠之下”之“犬马”式的报恩誓言！这时，苏轼笔下的马，变得恭顺起来；他为了主人，不惜生命的无条件的服从。这是作者在政敌攻击下性命几乎难以保全时被神宗挽救后的肺腑之言，也无形中透出他对君臣之间关系本质的理解——这种君臣关系已经不是人与人的关系，而是人与畜生之间的关系了。这时，他笔下的马，打下了专制社会兽性的烙印。

一种要脱离“犬马”生活、做有尊严的人的宣言

不过，黄州的艰苦生活，自力更生的劳作，给苏轼带来巨大压力，也使其意志愈发坚强，他写诗道：

    饥人忽梦饭甑溢，梦中一饱百忧失。……我虽穷苦不如人，要亦自是民之一。形容虽似丧家狗，未肯弭耳争投骨。……（《次韵孔毅甫久旱已而甚雨三首》其一）

常处于饥饿状态中的苏轼梦中吃了一次“饱饭”，这梦中的一饱，竟然让他“百忧”全失，可见他的生活真是艰辛困窘极了；然而这种艰辛却也激起了他“要亦自是民之一”的强烈自尊，对苏轼来说，这是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丧家狗”的自嘲未免过分，“未肯弭耳争投骨”（不肯俯首帖耳地去与其它的狗争夺他人投来的肉骨头）的话语却显得掷地有声。

“丧家狗”三字意味深长，它打下了“犬马”意识的烙印。愿为皇帝效犬马之劳的苏轼远离君主，那感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像丧家的犬一般，但他也得以增加了一份人的尊严。这种提升人之尊严的意识，与作者向皇帝上表时所发愿作“获尽力鞭箠之下”的奔马之誓言，形成鲜明对比，是他此时真实心绪的写照。刚刚发誓“尽力鞭箠之下”不久以后的苏轼，现在虽然做了“丧家狗”，却不去争夺别人扔投下的骨头，发誓成为一个有尊严的人——作者前后的情感看起来差距极大，其实是在活生生的生活实践中得出的宝贵的体验；同时也显现了苏轼极为强烈的自尊与鲜明的艺术个性。读者不难看到，对于苏轼来说，创作出“我虽穷苦不如人，要亦自是民之一。形容虽似丧家狗，未肯弭耳争投骨”这种具有苏轼特有个性的诗歌语言，正是以他那极强烈的自尊心为最深邃、最坚实的基础的。

从上所述，可以看出，效劳君主（“获尽力鞭箠之下”）的效忠情结与维护尊严（“要亦自是民之一”）之间的思想萌芽，在苏轼脑海中始终是一个抹不掉的矛盾存在。

值得思索的“犬马盖帷”情结

    苏轼的“民之一”之尊严的提升，表现在最艰苦的黄州诗歌中，固然可喜，但其生活毕竟要靠最高统治者来保障。因此，在辗转迁徙的漫漫仕途中，作者只好把人之尊严不时降低，常常回到“犬马”的标准上来。元丰七年（1084）岁晚在泗州所上《乞常州居住表》，就是在其生活实在难以维持之情形下，向皇帝显现的一种“犬马心态”：

自离黄州，风涛惊恐，举家重病，一子丧亡。今虽已至泗州，而赀用罄竭，去汝尚远，难于陆行。无屋可居，无田可食，二十余口，不知所归，饥寒之忧，近在朝夕。与其强颜忍耻，干求于众人；不若归命投诚，控告于君父。臣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粗给饘粥，欲望圣慈，许于常州居住。……犬马盖帷，犹有求于君父。……

这时苏轼的生活真是惨不忍闻。自奉命离开黄州到汝州后，作者的一家饱受江浪风涛的威胁，全家人都得了重病，一个爱子还夭折了（“举家重病，一子丧亡”）。到了泗州后，他全部的钱财费用都用光了，这时离汝州还十分遥远（“已至泗州，而赀用罄竭，去汝尚远”）。这无屋、无食的情形，对于20余口的一家人来说，真是处于悬崖边上了（“无屋可居，无田可食，二十余口，不知所归，饥寒之忧，近在朝夕”）！

苏轼这位自尊心极强的士大夫最终还是想起了皇上。他想：与其强颜忍耻地去求别人，不如去求救于他的最可以依赖的皇帝（“与其强颜忍耻，干求于众人；不若归命投诚，控告于君父”）。他在常州曾经有点田地，他恳求皇帝允许他在常州居住，这样，就能解决饥饱问题了（“臣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粗给饘粥，欲望圣慈，许于常州居住”）。

他写得凄凄惨惨的上表，将“犬马”赖以主人才能生存的感受，从心底自然倾诉出来。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就在他所说的“犬马盖帷，犹有求于君父”这句话。什么叫“犬马盖帷”？《礼记正义·卷十·檀弓下》是这样解释“犬马盖帷”的：“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贡埋之，曰：‘吾闻之也，敝帷不弃，为埋马也。敝盖不弃，为埋狗也。丘也贫，无盖，于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路马死，埋之以帷”。

这段话的大意是：孔子（字仲尼）养的狗死了，于是他叫学生子贡将狗埋掉。孔子说：“我听说破旧的帷帐不扔掉，为的是为埋葬马用。破旧的伞盖不扔掉，为的是埋那狗啊。我孔丘很贫穷，没有伞盖，在把这狗下入坑穴时，也要给它一领席，不让狗的头直接陷进泥土中。”为国君驾车的马死了，就用帷帐埋葬。

在这里，要注意的是，孔子说完话，接着有“路马死，埋之以帷”七个字。郑玄为《礼记》的“路马”作注云：“路马，君之乘者。其他狗马，不能以帷盖。”

原来，这“路马”，是“君之乘者”——皇帝所乘的马。只有皇帝所乘之马，才有“帷盖”的待遇；至于“其它狗马，不能以帷盖”——一般的狗马，就没有“帷盖”待遇，只能草草埋葬了。

“犬马盖帷，犹有求于君父”之语句，正是苏轼心情的真切表白。值得注意的是，这时的“犬马盖帷”，不仅表明了苏轼在物质生活得到起码保障的迫切心理，也透露出了其精神上的一种“犬马情结”。路马是为君主驾车的马，可以享受以帷裹尸埋葬的待遇，也就是说，它是属于“体制”之内的，远比普通马要优越得多。如果从人的方面打比方，比如说，那些身处高位的士大夫，可以享受高级的遗体告别仪式，受到来自最高统治者的追悼，可以有死后的谥号，如什么“文正公”啊，“文忠公”啊，等等。这样他不仅倍极哀荣，而且可以进入正史史册，光宗耀祖了。由此看来，一种寻求为皇帝所驾御之乘马的“荣誉”的精神慰藉，是隐含在“粗给饘粥”（稀饭）的生存需求之内的。

“犬马盖帷”是一把双刃剑，它是荣耀与屈辱的混合体。苏轼对此体会尤深。明年即元丰八年（1085），政局突变，垂帘听政的高太后不喜欢新政那一套，而使旧党起复，作者有旨复朝奉郎知登州。这一从“丧家”之马到“再驾”之马的急速转变，对苏轼的心理上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在《登州谢宣召赴阙表》中，他感慨：

“而作新立法之人，旋行降黜。如臣者擢从远郡，俯届大邦。岂意寒灰之复燃，试其驽马之再驾。每思至此，其念尤深。”

作者感慨的内容，无非是垂帘听政的高太后，将那些坚持与实施新法之人，贬谪掉了；而重新起用他自己这样的反对新法的一派人物，而且竟还命他作登州太守（“俯届大邦”）。苏轼把这种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突变局面，比作死灰复燃一般的奇迹，同时他决心以“驽马”（劣马，作者自谦之词）拉车不回头的精神，为皇帝服务。这种自比“驽马”的精神实质，除了表明作者对国家与皇权效忠心结之外，还体现了他将自身与最高统治者之间的关系的自觉定位。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