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與講解員匯合後，直奔石刻展廳。雖與我最初設想的路線剛好相反，不過由此一下子看到了四件國寶級文物。

曾幾何時，在紀錄片里見過隋朝李靜訓（600年-608年）石棺及其出土文物的鏡頭。在古代兒童早夭司空見慣，但李靜訓父母李敏與宇文娥英乃是皇親國戚，更受到奶奶暨皇帝姐姐楊麗華的溺愛，因此給孩子空前奢華的隨葬品。悲痛欲絕的家人在石棺刻下四個咒語：開者即死！

如今石棺就靜靜地放在石刻館內，只是刻有咒語的一側貼墻而放，無法見到。至於棺內的奇珍異寶被“借”去了北京國家博物館，恐怕再也不會回到西安了。

與李靜訓石棺一墻之隔的便是唐高祖李淵從父弟李神通（名壽，577年-630年）石棺，1973年出土于陕西三原县焦村。一並出土非常少見的龜形墓志銘，上書：“大唐故司 空公上柱 國淮安靖 王墓志銘”十六個大字。墓志銘類似抽屜，龜殼移向龜尾便可見到李神通生平事跡。在碑林博物館隨處可見的墓志銘中，此等烏龜造型尚未見到第二家。

李壽墓

李壽墓門

李壽石棺及墓志銘

李壽墓石棺

李壽墓志拓片

李神通石棺隔壁是尊巨大的石幼犀。據悉當年外國進貢給大唐一對幼年犀牛，只是犀牛尚未長大就已死去。工匠據此作了一對石犀放在唐高祖李淵獻陵神道兩側（今咸阳市三原县徐木乡永合村），依然保留了幼犀的特徵。這件文物倒是讓我想起了丟勒（Albrecht Dürer；1471年05月21日—1528年04月06日）所做的《犀牛圖》。丟勒本人從未親眼見過犀牛，根據道聽途說犀牛的摸樣，繪製出自己想象的犀牛摸樣。

二十年前的碑林博物館之行，看了哪些文物已無印象，唯昭陵六駿印象深刻。此六駿什伐赤、青騅、特勒驃、颯露紫、拳毛、白蹄烏均為唐太宗李世民在唐朝建立前的先後騎過的戰馬。為紀念這六匹戰馬，贞观十年（636）令閆立德、閻立本兄弟二人製于昭陵。石刻均為青石材質，每塊寬約205公分，高170公分，厚30公分，重約2.5噸，均為古代石刻藝術珍品。

1918年，文物販子盧芹齋將昭陵六駿打碎裝箱準備賣到國外。其中的颯露紫、拳毛被賣到美國，現藏於賓夕法尼亞大學考古學與人類博物館內。剩下的四駿盜運時被截獲，如今保存在碑林博物館內。

查詢六駿資料時，偶然找到已在大洋彼岸的颯露紫、拳毛二駿圖片，突發奇想將六駿原件以圖片的方式予以團聚。除此之外，附上藏於故宮博物院的金代趙霖所繪《昭陵六駿》圖。

昭陵六駿

離開石刻展廳，再次來到石碑展廳，講解員駕輕就熟的避開人群扎堆的明星級石碑，講解了一些不怎麼大牌，但頗有意思的石碑。諸如僅由文字組成的《魁星點斗圖》碑，看似竹葉實則文字的《關帝詩竹》等等。

待一小時的講解結束后，回過頭來再對國寶級文物進行參觀與拍攝，同時尋找尚未來得及欣賞的更多石碑。唐代李陽冰被譽為李斯之後篆書第一人。博物館藏有李陽冰代表作《三墳碑》，只是正面為有機玻璃覆蓋，靠墻的背面未覆蓋。

李陽冰《三墳碑》部分拓片

最後來欣賞一件世界知名的國寶：《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碑文敘述了大唐貞觀年間，一位來自大秦（古人指羅馬帝國近東地區）的傳教士阿羅本，經唐太宗李世民同意在華傳教的故事。貞觀十二年秋（638年），長安建大秦寺起，景教在華順利發展了一百五十年。景教與祆教、摩尼教並稱唐代三夷教。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02月04日）由波斯传教士伊斯（Yazdhozid）立於大秦寺內。石碑高197公分，加底座合高279公分，上寬92.5公分，下寬102公分。碑身刻有楷書三十三行，每行六十二字，合計1708字，另有數百個古敘利亞文。

唐武宗會昌年間發起滅佛政策，波及景教，此碑被迫埋入地下。

明熹宗天啟三年（1623年）石碑出土，至1907年入藏碑林博物館的近三百年中，西人想方設法將此碑運去歐洲，所幸均未成功。丹麦探险家傅里茨·何乐模（Frits Holm）认为，此碑與羅塞塔石碑、米沙石碑、阿茲特克太陽曆石並稱世界四大代表性碑刻。

碑文末尾的古敘利亞文：

一口氣看了五小時的石碑，感覺是蜻蜓點水走馬觀花，所幸想看的國寶均已見到。給人的直觀的感受是，每一件入藏的文物背後都有很多故事，值得慢慢研究。同時基於越來越便利的交通，相信第三次碑林博物館之行不會再等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