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元通宝，始铸于五代十国后周世宗柴荣显德二年（公元955年）。该钱乃五代时期铸行最多、质量最好的铜钱。根据史载，除唐武宗李炎以外，五代十国时的后周世宗柴荣，是中国历史上敢于毁佛铸钱的帝王之一。其在中国钱币史和宗教发展史上都产生过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周元通宝史来有谱认为其遗存较丰，收藏价值不是太高。然，其独具历史、文化和宗教意义。故也颇具内涵，被认为是值得收藏把玩和日常佩戴之古泉。从新中国建国以后的新泉谱来看，均只见周元通宝小平行用钱，未见载入大型钱。

回阅民国时期的泉谱，我们在当时由著名藏书家丁福保集多名藏泉名家所编撰的，最具权威性的《古钱大词典》中，发现其载入了两种版式，大小略有差别的周元通宝特大型钱。其中有文字描述：“今所见重一钱二分以下至八分，又有大径二寸者，有小径五分者，有背铸双龙者疑未必尽出当时所铸（是为花钱确定）。”

而该谱并未将此压胜钱周元通宝录入其中，只是录入了两枚径二寸左右的光背特大钱，这就表明该光背特大钱在录入谱中时，是将其作为官炉正铸品对待的。因为，我们知道，通常后铸的民间压胜钱，虽然有时采用正用钱的钱文书体风格，然背皆另有文字或纹饰。

而该两种版式的至元通宝特大钱，在后来却几乎消失了，建国后，极难见到其再现身于世，直至今天，我们广为检索，不难见到周元通宝背双龙厌胜钱，确见不到上述光背特大钱面世公展，也就是见拓不见物，犹如神龙见首不见尾一般。

这种情况，导致建国后的著谱泉家因我极为稀罕，未见实物亮相，而将其排除出新泉谱，这便是我们在新泉谱上见不到其踪影的根本原因之一。然而，既然早在民国时期该特大型至元通宝钱就已经亮相，且有交易价值记载（三十元），这就表明该泉虽然遗存不多，然更非什么孤品仅见之类，其有多枚现身。而至于建国后，特别是在近年互联网资讯极为发达的时代，我们仍然见不到其实物现身，这无非是藏家秘藏而并未披露而已，其原因多种多样，无需赘述。

得上天眷顾，愚除了上述光背式以外，还有幸猎获到周元通宝背月孕星之式，更为珍罕难得，其三相一材，皆为开门。岁月悠然过去已久，也该让其出来亮相一番了。是故，今日赏泉，特将其帐中点选出列，将其此式钱拍照亮相，遣之于此首次实物公展鉴赏，以宣泉界，再飨泉好矣。

首识书相。清晰可识，本品面文“周元通宝”四字，楷书书体，旋读，背穿上“月孕星”纹饰。可见其字书写中规中矩，字形较大，笔划间隔有距，粗细适当，横直竖立，颇见力道，一股自然呵成的端庄气息扑面而来。其中，“元”字形长，“通”字单点，构成此钱书相独特的特征。而与谱载拓图比较，亦是完全吻合无异。

续观其背，独特的是穿上纹月孕星，纹形大而规整，至今未仅见且完全脱谱。我们知道，月孕星纹饰，早在唐代铸币中就有出现，故在此钱上出现，实属正常。如此，毫无疑问，品文识书，本品书相具备了五代十国时期楷书钱之风格特征，非后铸品亦非花钱之类，而应属当时官炉铸制之大型样钱或镇库大钱。故而，其书相之门得开，难有二话。

次观铸相。辗转本品，可见其铸制规整有加，直径约为61.79毫米，重约96.02克，铸体厚实，乃出号之特大型形制确定。其制式为细缘细穿廓，穿口较狭，铸体方正圆矩，平坦地章，穿轮干干净净。续观其字纹之廓，可见轮廓分明，深竣挺拔，文字笔划几无粘连，鼓凸自然有度，恰到好处。至此，无需细表，观铸识体，本品铸相规整，凸显官炉铸制之优良品貌。而其背月孕星，也表明其非民间花钱之属，乃官炉钱之相。故而，铸相之门再开，无话可说。

再察锈相。展目本品，不难看出其浑身锈痂裹缚，皮壳叠嶂，层次丰富，绿锈点染，红斑崭露，生熟坑相兼具，上世纪出于陕西中部坑口，已有近四十年时间。其锈痂深浅相间，分布十分自然。测其锈痂皮壳质地，坚硬而不糟，老而弥坚可抗刃击，耄耋真实，伪贼概不可得矣。续观其材质，青铜质地缺点，铜色更是陈旧感十足。如此，毫无疑问，辩锈识浆，本品之锈相显示，其乃一派自然天成之相昭然，其大门洞开，不在话下矣。

如是，一番鉴赏审视，此枚“周元通宝背月孕星特大型”铜钱，三相一材，风格鲜明符合时代之背景，实乃开门见山，毋容置疑之品。如前所述，迄今为止，广为检索，我们仍见不到此钱实物展示，当然也见不到伪作流世（因无实物参照，伪仿难为之）。故而，其属周元通宝钱中之大珍品无疑，亦可谓之五代十国铸币中的珍泉之一，极具研究和收藏价值矣。

正如愚在之前的多篇文章中所提及，其之所以今天才将实物展示出来，一方面因为在愚之前的收藏者秘藏而未有披露之机会，愚猎获之后，亦久未展示，其原因多种，无需详表，不编不讲故事。我们唯有结合前谱和前辈描述，并针对所见实物之三相一材加以认真辨析，若结果真实，无异无邪，则可断其到代真品，而不管其现身于何时何地并为何人所藏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