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元通宝，乃为元代国号钱，其铸于元武宗海山至大年间（公元1308—1311年）。该钱钱文计有汉文和八思巴文两种，版式较多，大小厚薄不等，主铸材质青铜。其中，光背折十型八思巴文细缘大钱的铸行量较大，至今遗存较丰，相对较为常见。

阅谱可知，在八思巴文大元通宝大钱中，谱载还有另一式遗存不丰，收藏实践中十分少见，此式便是八思巴文大元通宝宽缘大型试铸钱。该宽缘式与另一式细缘在制式铸相上有较明显的区别，书相也略有差别，直径也大于细缘，故称有谱称其为宽缘大型（见华光普编著《中国古钱大集》）。

而泉谱所载该蒙文（也称八思巴文）大元通宝宽缘大型，只有一枚的拓图，其直径约为47毫米左右，似乎是仅此一式。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泉有不知种类，历史各朝铸钱品种，多未记载明晰品种及其规格，因此，其究竟铸有什么品种或者版式，只能依靠后世的逐步发现方能知晓。

在实际收藏发现中，汉文大元通宝折十钱除光背外，有背梵文之式。而八思巴文大元通宝折十型有背“宜”字钱（见2014年9月5日本人博文），背十日纹（见2015年4月3日本人所发博文，以及背牧牛图）等，这些开门背文纹钱，充分说明八思巴文大元通宝这一元代国号钱绝非谱载遗存量较大的光背一式。

复观本人于公元2021年11月7日所发一枚八思巴文大元通宝宽缘大型钱，其直径约44.36毫米，小于谱载品约47毫米，尽管如此，这并不表明直径小者非真品（可参阅博文，实物开门见山），而极可能是该宽缘钱有小型、中型和大型，三种规格，且并非都铸于至大年间，这是因为，国号钱与年号钱不同，其铸期可以是在整个元代存续期间，而这是符合逻辑的。此外，还又因为，该八思巴文宽缘大钱，在书相上与遗存量较大的八思巴文折十型钱有一定差别，制式也不同，故而，宽缘铸期靠后其概率是非常大的。

上述推断，尽管可能性较大，然仍需实物来加以佐证。有幸，愚曾经猎获一品蒙文（八思巴文）大元通宝背“午”（午字为八思巴文）大型钱，其直径又明显大于谱载光背式，似可以印证宽缘者和背文式铸于后来的元至正年间。而由于铸期时间的不同，导致书相和径重不同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余不多言，今日赏泉，特将这枚至今仅见的“八思巴文大元通宝宽缘背午大型（或称特大型）”钱，帐中点选出列，拍其照亮其相，首发公展鉴于此，孰是孰非，辩证唯物，骡子宝马，这就拉出来遛遛，以飨泉界泉好矣。

首识书相。清晰可识，本品面文“大元通宝”四字，乃蒙文（八思巴文），直读，背穿上八思巴文“午”字。可见其钱文笔划粗酋，横直竖立，书写中规中矩，整体书意凸显雄壮，但与细缘折十钱之书相相比略逊，与谱载拓图一致，其中特出特点之一是“大”字左边竖为封口（典型的折十型则为断口），也是其特点之处。

而对于背“午”字，我们知道，这是具有元代个性特征的纪年钱，其出现于元顺帝至正年间所铸的至正通宝钱背上，乃十二地支多种纪年。而本品也出现此十二地支之“午”字，愚见以为，其极有可能铸于至正年间。理由一是，其背蒙文“午”字的风格特征与至正通宝的背“午”字相似度很高，书写十分规矩；二是，该钱直径更大（见下文述），似非同一时期所铸；三是，如前述，作为国号钱，其在该朝代存续期内任一时其铸皆可。藉此，无需赘述，品文识书，愚见以为，其书相开门无疑。

次观铸相。辗转本品。可见其铸制规整有加，直径约为49.31毫米，重约52.03克，铸体厚实，亦折十为基础，堪称之大型或者特大型，也较之谱载的47毫米左右者更大，重量更重。续可见其制式为宽缘，较粗穿廓，与细缘折十型形成鲜明对比。其铸体显示，方正圆矩，平整地章，穿轮亦是干干净净。续观字廓，轮廓分明，干净利落，鼓凸自然有度，恰到好处，面文字笔划有所粘连，铸品之自然铸相。至此，无需赘述，观铸识体，本品规整之铸相显示，乃为其时官炉铸品无疑，其门得开，无话可说。

再察锈相。展目本品，可见其浑身锈痂裹缚，老生坑锈相，出坑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已渐有熟坑锈相。再可见，红斑绿锈，包浆凝重，皮壳叠嶂，深浅相间，面背有别，分布更是十分的自然。试其皮壳锈痂，坚硬而不糟，老而弥坚一眼可识，如此锈相伪制新仿皆不可得。续察材质，泛红而可断其乃青铜质地，铜色凸显陈旧。如此这般，辩锈识浆，无需赘述，其整体锈相材色可谓昭然一派自然天成之相，其门洞开，不在话下矣。

如是，一番鉴赏，无需赘述，此枚“八思巴文大元通宝阔缘背午大型”铜钱，三相一材，可谓开门见山，过关斩将，毋容置疑。如前所述，此式钱迄今为止，极其罕见，未见任何公展，此为首发，亦似为仅见之品，收藏实践中难得碰到，其较之细缘折十，自是不可相提并论，收藏价值高了许多，值得珍惜，也为该八思巴文大元通宝国号钱再添一式，同时，如前所述，其极可能铸于至正年间，因而极具研究价值，但凡有真泉识者，当是不言而喻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