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大元宝背天，长期以来是将其划入南唐李璟保大年间（公元943～957年）所铸之币，并因昔时所出罕少而曾背泉界授中国古泉五十名珍之爵，是为古泉中的大珍品之一。

而关于保大元宝钱的铸主，目前来看是存在争议的。首先自明代（王圻《稗史汇编》、《永乐大典“事林广记”》、《说郛“董遹钱谱”》）记载并称为南唐所铸以后，自清末民国时期对其铸主的争议始起。

而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著名钱币学家卫月望先生首提保大钱可能为辽钱的观点。至此，保大钱铸主问题开启了新的认识窗口。之后，泉界有继续坚持南唐铸旧说者，亦开始有赞同辽铸者。进入本世纪，随着近年来的特殊建设发展背景，东北地区也发现了保大钱，一改旧见之几枚保大钱均发现于南方的情势（旧时保大钱多发现于南方）。随后有裴元博先生等进一步考证其为辽铸。

然而，尽管如此，关于保大元宝的铸主仍无权威定论。愚见以为，由于南唐和辽均有保大年号，加之早前保大钱最早又在南方发现，因此，此钱有两个铸主也是完全有可能的。这是因为辽代（公元907年—1125年），时间上与南唐（公元937年—975年）存续时间是重叠的。其中南唐保大年号颁行于公元943—957年，而辽保大年号颁行则为公元1121——1125年，期间相隔近200年。

而从书相来看，则保大元宝背天钱更似五代十国风格（另有版式，则具一定辽韵）。其中，背“天”字，在五代十国钱中不止保大钱，还有乾封泉宝、天策府宝等，都有背“天”字；其次，就本人手中的这品钱来看，其也更厚重，更符合五代十国铸币多厚重的典型而重要的特征。故而，这也说明保大元宝背天钱为南唐所铸也难以否定。换言之，我们还无法对保大元宝钱做到非此即彼的断言，因为还没有足够的理由只承认其一，否定其二。

基于此，根据愚早年猎获并未曾披露过的这品更厚重的保大元宝背天钱来看，这里，有理由仍将其以五代十国南唐钱来看待并进行鉴赏。基于此，特将其帐中择出，拍照亮相，遣之于此公展鉴赏一番，见仁见智，也算一说矣。

首识书相。虽然本品锈痂裹缚较重，然仍可较清楚的辨识其面文乃“保大元宝”四字，旋读，背穿上“天”字，其字皆为较明显的楷书书体，且字形大小适中，貌相较规矩端正，笔划结构亦见完整，横直竖立，用笔亦是有力，故而，从这些方面来看，其倒是缺失了我们常说的辽钱汉字辽写或者八分书多的那种辽韵及其风格。因此，品文识书，不再啰嗦，根据其书相笔意之风格来判断，愚见以为，其大概率当为南唐官炉所铸，其门可得开之。

次观铸相。辗转本品，不难看出其铸制颇为规整，直径约为34.63毫米，重约19.70克，铸体较为厚实，形制类折五大小，而被认为辽铸者则径重都要小于本品（尤其是重量）。续可见其为中宽缘，穿口较狭的制式。其铸体方正圆矩，平整地章，穿轮亦是干干净净。观其字廓，更是轮廓分明，字廓深竣挺拔，鼓凸彰显自然有度，恰到好处。藉此，无需细表，观铸识体，本品铸相及其厚重度，也是更为接近五代十国风格，断其南唐官炉所铸，其门再开，也是不无道理的。

如是，一番鉴赏，几度审视，此枚“保大元宝背天”铜钱，三相一材，无异无邪，到代之品开门见山，毋容置疑。如前所述，根据本品的三相一材，即其书相、铸相和锈相更明显的出自南坑等特征来看，愚见以为，确实不能排除其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唐所铸之事实。

由此，我们便不能对保大元宝背天钱以非此即彼的思辨方式来说事儿，还要根据实物的特征，实事求是的加以判断。当然，由于本世纪来东北地域也发现保大钱，因此，也不排除辽代末期也有其铸，同时，也不排除辽代仿铸的可能（这种情况在辽钱中发现不止一二例，此不赘述）。不管怎样，其铸主是谁仁智皆可各见，但对于本品来说，其老而到代是肯定的，迄今为止，其仍然难得一见，仍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也是不言而喻的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