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弄清其面貌特征对于辽代陶瓷器的研究将会有极重要的意义。 根据辽代墓葬、塔基、遗址中出土的辽代白瓷的总体情况，可以将其分为粗细两种。粗者胎体较厚、胎质较粗、胎色较深，以灰白色和黄白色较为常见，一般靠施化妆土来增加白度；釉色呈灰白、黄白、或纯白等多种色调；制作工艺简单，足墙粗矮，由于采用叠烧法，器外璧施釉仅及下腹部，盘、碗等圆器类的内底通常有三到四个椭圆形支钉痕。由于此类白瓷在辽代各窑址中均大量出现，可知其为辽代白瓷中的大宗产品，也是当时人们普遍使用的日常生活用器。

而细者胎体厚薄适中，胎质坚致细腻，釉质光结莹润，釉色多白中闪青或白中闪黄；制作工艺考究，采用匣钵单件装烧，一般仅底部着地处无釉，与邢、定两窑精品极为接近。与粗白瓷相反，此类器物在窑址中极难见到。鉴于以上情况，古陶瓷界在判断这两类白瓷的产地旧属时，对于粗者基本能够达成共识，认定其为辽代白瓷，但是对于后者则往往采取谨慎的态度，一般倾向于将其归入北宋时期邢窑或定窑。（转引自豆丁网《辽代白瓷》）

事实确实如此，在实际收藏鉴赏中，上述文中所提及的关于辽代细白瓷的认识，一些人往往简单将其归入邢、定二窑。原因主要在于，辽代细白瓷无论胎质釉色及至纹饰风格和制法都极似北宋定窑。

长期以来，这种误识，又因辽细白瓷出土量稀罕，且又更罕见有款识等，其认识未曾得到统一。然而，问题不是不能解决，那就得看还有没有更加明确的辽细白瓷出现了。天不负人，尊辽可得天赐。在分享大东北宝库芝麻开门后之宝物的过程中，愚极为有幸的获得一件辽细白瓷，可以明明白白告诉我们辽细白瓷的真实存在，也可使问题和误解迎刃而解。今特将其拍照博发，鉴赏论道，以告天下矣。

显而易见，咋一看，瓷质瓷色，纹饰风格，剔花工艺等看，这个瓶子与定窑白瓷几乎无二，以定窑断之似不为错。然而，当我们倒看其底时，底上赫然刻有两个契丹文字，该二字，在辽器尤其是钱币上均有出现，故这两字愚还可识，那就是，这两个契丹文字乃“大辽”二字。由此，可首先将此瓶定格在辽上了。至于是否能够确定，却听以下分析。

接下来鉴赏辨识一二，首先，器形上看，该瓶器形较为独特，其乃梅瓶瓶身，然瓶颈瓶口则呈葫芦形状，这一瓶型在北宋中原地区，可以说是极为罕见的。而反之，瓶口造型独特，呈葫芦或者塔式的其它辽瓷很多。换言之，这一瓶颈口的造型，鲜明地透显出了辽代制器的风格特征。由此，从器形上看，其也非邢窑或定窑之器矣。

其次，从釉色胎质上看，其白，瓷质细腻，胎体较薄，正是“胎体厚薄适中，胎质坚致细腻，釉质光结莹润，釉色白中闪黄”的辽细白瓷典型特征。但见其瓶浑身上下，土沁累累，黄斑点点，深入其骨，除之甚难，足见年代久远，千年沧桑耄耋之感，自然天成之相无比昭然。

再者，从纹饰看，此纹饰为凤眼形花瓣缠枝纹。制作方式为剔花，这一纹饰和制作方式，我们虽然在定窑瓷器上多见，然，在辽代瓷器无论是辽三彩还是绿黄釉瓷器上也不鲜见。因此，就绝不能将仅凭此纹饰及其体现方式与定窑极相似，而将其断为定窑产品。接着赏之，其纹饰线条舒展潇洒，曲线和谐圆滑，可谓精致。故其辽代官窑出品，也可定之矣。

第四，显而易见，如前所述，其底刻的两字，乃契丹文“大辽”二字。字形书意，如汉字楷式写法，书意端美，笔划有力，且又可见描金。此字此书还有此意，若非辽官窑制器，何可为之？

第五，可见此瓶底足为银质花边镶嵌，其银镶化边，包浆黝黑，锈垢点染，紧实无虚，老态龙钟，其沧桑岁月之感更是一目了然。此银花镶边，可见此瓶在当时备受重视，通常是为优质之精品方以此施此法，防损更添加金属质感。故若非官窑美器，盖不为之矣。这种镶银边或鎏金铜边的瓷器，在北宋汝、官、定等窑瓷中，都可得见。这说明，金属镶边工艺，在北宋时期包括辽代已经较普遍。

综上所述，此瓶从所有方面看，都可以认定其乃辽代细白瓷，且为精品。由此，也可以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辽细白瓷的特征，从而无需再有什么争议，或者将符合这种特征但是并无款字的辽代细白瓷再断为邢、定二窑之作了。

目前为止，辽代细白瓷确实稀见，而这种底有契丹文款识的辽细白瓷更是稀罕。因此，其收藏价值绝不在定窑白瓷之下，相反，由于其与北宋定窑同期，制作工艺相似，品质一样，然因存世罕少，其价值理应比同一件定窑白瓷更高一些，方才符合实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