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欣赏下这件器物。这是一把算盘，由体积可见，它当然非实用之具，而是把玩件。只是其材质非木非铜，而是贵金属银所打制。察其质色，银质包浆有裹，呈自然天成之相，鲜明地展现了其具有一定的年份。而察其底部，可见镌刻有铭文：“顺丰足银东”五字。而这正是民国时期银号打制金银首饰或者把玩物件的典型款识铭文样式（常见于北方奉天省诸多银号采用）。由此，表明这把银制小算盘乃为民国时期所打制，至今至少也有七八十年时间了。

有关其用途很明白，就是把玩之挂件，不需赘述，类似奉天省诸银号打制的银制小玩件，愚帐中还收藏有若干件，均小巧精致，案头一摆，别有趣味和观赏价值。当然，因其银制，自然也是当时富家方可玩之。

余言打住。只观此件一个特别之处，细心者可能已经看出，其底不镌刻的“顺丰”二字，其中的“丰”字是一个简体字。按照共和国成立后长期的教育结果，这很显然是1949年之后的新作，与一个古字根本不挨边儿。之前，确实也见过某些古玩鉴赏家，甚至专家（当然他们大多是民国末期或者新中国后开始接受的小学教育），见东西上出现简体字，即不假思索，直呼其赝品新作。道理很简单，长期的一段教育都是灌输的“简体汉字之新中国建立后颁布实施的”这一认识。如此，自然有此认识之论。本来这似乎无关大碍，殊不知其运用在古玩文物的鉴赏鉴定上，就出了大错，乃至闹出不少笑话，更活生生地把到代真器一巴掌打成了伪器赝品。危害不谓不深矣。此钱，愚博文也曾有议论之，此不过复述一二而已。

事实上，一些汉字简写早在唐尤其是在宋元时期，就已经使用较广，称“俗写体”，为此民国中央语言研究所还专门出版有一本“宋元以来俗字谱”的书，收录有数千个简写汉字。及至民国伊始新文化运动展开，一些文人大家也有倡导汉字简写，以便于普及教育，改革汉字之繁。直到在民国中时已经国家部颁使用数百简写汉字。小偷一懒，以下转录一段文字描述，即可窥其一斑：

中国语言文字其实是不断发展的，早在汉代，就有了简体字，而草书是简体字的重要来源，现行的《简化字总表》中，唐代和以前的合计有166个字，宋代到清代出现的有175个字。

 事实上，汉字简体化运动并非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后，其实在民国时期当时的教育部就曾经推行过简化字，但因为战乱等原因没有能最终贯彻。1930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就出版了《宋元以来俗字表》，收录了宋元明清所用的6000多个简化字。193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了出版国语筹备委员会编订的《国音常用字汇》，委员会认为简体字的推行，将使书写更容易。

 公元1935年国学大师钱玄同主编了《简体字谱》，共收录324个简体字，并被教育部采纳，1936年容庚的《简体字典》出版，共收字达4445个，简体字基本来源于历代草书，同年11月，陈光尧出版《常用简字表》共收字3150个，约一半来自草书，一半来自俗体字。抗战爆发后，简体字运动才被迫停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为了让更多人认字，简体字得以较快推广，在客观上推动了文化扫盲。

由此不难看出，中国本土简体字的国家行政力量推广，始于民国。有人统计过，今天的简写汉字，约有三分之二来源于民国，新中国成立之后新颁行的简体字，只占有应用简体字总数的三分之一。

 显而易见，上述小算盘上的“顺丰”之“丰”字，正是其时简体字之一。上面，使用了“豊”字的简写“丰”，而其“東”字仍然是繁体字。这看起来奇怪，仔细一想，其释不难。一方面，由于“豊”字笔划繁复，以这么小的面积镌刻“豊”字，其敲印上去将可能是一塌糊涂，难以辨识，故用简写体，一目了然；另外，由于其它几个字都是繁体，其正好表明了这是一个简繁体混用的时期（宋元时期一些文学作品上其实也是），由此，反倒是证明了这玩意儿确实是出自民国中晚期，与古玩挨得着边儿。

 由此，不免一番感叹，当教育或者历史学被某一意识形态统治后，其结果往往与事实产生偏离乃至颠覆。这正如愚在1986年看了《血战台儿庄》电影后心灵受到的极大震动一样。因为，愚自小学起受到的强化教育就是老蒋根本不抗日，八年抗战都是跑到峨眉山躲藏着，日寇投降后下山摘桃子，此其一；其二，建国后成长起来的一些专家学者，由于所受教育的原因，对历史往往一直半解甚至亦无所知，以一种既有的且有不小瑕疵的知识结构和认识方法论去纵论中国古代文明及其成果，去广鉴充满诸多未知神秘形式和内容的古物古器，尤其喜欢根据几见去广断诸类。自然，其不出错才怪。此类古泉鉴定上有之，瓷器鉴定上更是多之，见故宫几件朝代之器，即将其作为一统标准，试图以己所见去广为识别天下遗存诸类。这，其实还是一种典型的井蛙意识，话虽再明白不过，但在今天这种井蛙意识还大行其道，则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方法论认识论的扭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