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载此钱铸期为南宋理宗赵昀宝庆年间（公元1225-1227年）所铸（之前北国盈泉兄曾发文考曰此钱有可能是北宋所铸，可备一说，此处不议此题，仍续以传统认识为南宋铸论）。

 长期以来，就南宋“大宋通宝”钱而论，只见“当拾”一种币值形制，未有见或谱载其它币值形制钱。而据中国古代货币史的著名理论:“子母相权论”来推论，大宋通宝钱更小的币值形制应该是有铸的。然，推理归推理，究竟有无史铸，最终还得看后世能否发现实物来加以证明。

 值得庆幸的是，2012年6月6日，首见博友张海松在其博客发出“大宋通宝光背小平”钱一品，据其言此乃其获藏的第二品，此钱类黑漆古锈浆凝重，瘦金书体，其直径25.4毫米。该钱以愚之泉识看，开门见山无疑。再以愚之眼界，并加搜索，张海松所展“大宋通宝光背小平”钱，似为首见首发，令人惊奇，令人叫好。

 随后，又见《收藏界》杂志2012年10期刊载作者叶柏光之文《珍稀古钱币“大宋通宝”小平钱欣赏》，再次披露了发现“大宋通宝光背小平”钱的情况，并撰文考释（后附），甚觉有理，钱品真实可信。

 两次发现的“大宋通宝光背小平”钱，锈色皆莽苍，形制皆规整，钱文皆正点，书体书意皆一样，唯锈色大不一样。由此，更是大大提高了其可信度，乃其时官炉正品，难以置疑矣。

 紧接着，随后不久，愚有幸也在南方湘桂一带地域猎获到一品“大宋通宝光背小平”钱，终于可上手详细鉴赏其品，以解求知求藏之饥渴矣。

 今日，特将其帐中点将，遣之上博一亮其相，与诸君一道，共同鉴赏一番，以进一步通过亲自上手后的实物，实证其真实可靠。

 展目本品，莽莽锈色，层层皮壳，绿意盎然，如山峦叠嶂，满覆钱体。其锈经测试，坚硬无比，如甲似胄，可抗刃击。察其材质，青铜质地，熟老铜色。一句话，其沧桑耄耋，廉颇黄忠，昭然若揭。因重锈侵蚀，已然导致钱文背莽锈有遮，幸钱体无残。无需赘述，稍有泉识，察其锈其皮其质，乃可一眼定夺，大门洞开，十万大山绵延莽苍直扑眼底矣。

 值得注意的是，本品锈色，与张海松藏品和叶柏光藏品之锈差别甚为明显（见后附图），可见三品钱非出自同一坑口，虽然可能是一个地域，然，不同环境和水土，尽管都在南方，也会导致锈色包浆之不同。由此，可以完全坐实该钱乃久远年代之物，与近现代伪仿完全挨不着边儿。

 进观铸相。可见此钱直径为25.8毫米，重5.26克。其形制属于小平略偏大。其铸相规整有加，方正圆矩，平整地章，字廓深竣清晰（本品锈重有所覆盖），穿轮干净。钱文布局协调，大小适中。显然，此铸相显示，其一方面具备当时官炉所铸之品质；另一方面，因其尺寸稍大于通常小平钱，加之发现甚晚，所见罕少，可基本认定其乃试铸样钱之性质，故并未行用，或者广泛行用之。

 续品钱文。展目览品，但见本品钱文，楷书，其字舒展洒脱，字端形正，横直竖立，撇规捺矩，笔划协调，彰显端庄隽美，非书法功力上乘者而不可得矣。更为突出的是，其书体书意，凸显“大宋通宝背当拾”钱之核心书意风骨，由此可见，其大小钱书意乃一脉相承，因袭有基，唯因大小钱体形制而致其某些细节有别，此非但不疑，反倒是更为符合客观实际。

 综上所述，一番品鉴之后，我们不难看出，一方面本品之真实性毋容置疑；另一方面也可通过锈色不一，铸相尺寸和钱文相同而得到真实性的更为有力之佐证。至此，我们可以明确无误的说，“大宋通宝光背小平”钱，乃当时试铸之样钱，其与“当拾”大钱均出自同一钱监胞炉。

 此钱的发现，虽非惊天动地，然意义亦不一般，其不仅可进一步丰富对大宋通宝钱的认识，并再次表明古泉的发现是一个极为长期的渐进过程，绝非某个时期就会全部出现，其显然具有较高学术认识价值。同时，也是又一品南宋珍泉发现并确立（愚还曾见论坛有展一品，因其照片不清，似是而非，但是，目前来说，其公展不出五六品，可见仍然十分稀罕）。尽管，在其认定的过程中，难免还有一些泉专藏者，并不以为然或者不愿意或者不想承认其实。然而，这都正常，并不影响对此钱本真属性的最终确定，其得到确认入谱记载，乃为早迟之事矣。

 至此，大宋通宝钱除了背当拾外，本世纪还发现了背当伍（本博有展），如今小平也被发现，这似乎表明了大宋通宝钱是五等币值皆铸。因此，我们期待着某一天，最终能够发现折二和折三两型。

中国南宋理宗宝庆年间(公元1225-1227年)铸造了“大宋元宝”铜铁钱,为非年号钱,有小平、折二、折三之分。背幕有光背、纪年、纪监之别;纪年者有元、二、三之记,纪监者有汉、春、定、泉之载。
　　同时期还铸有“大宋通宝”背“当拾”大铜钱,钱文“大宋通宝”四字直读,瘦金体真书文字,书法流畅,端庄秀丽,潇洒脱俗。钱币背面穿上“当”字,穿下“拾”字。一般钱体直径在52毫米左右,重量在31克左右。青铜材质,存世极其罕见,与同时代的“嘉定元宝”折十钱同为西川钱监所铸。据云:此钱文的书法出自北宋大书法家蔡京之手笔。
　　目前,所见“大宋通宝”背“当拾”大铜钱,依钱文区分为瘦金书小字及笔画粗壮的大字两种,以瘦金书者为佳,流传至今均成为珍品。清末著名文化名人李佐贤(1807-1876年)在《古泉汇》一书中写到:“大钱背文当拾,宋史不载,为吕尧仙所得,宋钱之罕见者。”
　　清末著名收藏家朱彭寿在《安乐康平室随话》中记述到:“理宗‘大宋通宝’背上‘当’下‘拾’,《钱略》曰:拓自严铁桥。《丛话》曰:瞿木夫(中溶)得‘大宋通宝’于吴门之黄土塔桥。未闻有偶。《泉记》曰:吕尧仙所得宋钱之罕见者。《观古阁·三稿》曰:大宋当拾泉,吴我鸥所藏,吴冠英曾贻拓本,虽王嘉荫亦无之。胡石查竞于厂肆得一枚剧佳。”(朱彭寿自按:此钱他没见过真品)。
　　由于“大宋通宝”背“当拾”大钱制作十分精美,存世量稀少,嘉道时期古钱币收藏家刘燕庭(为李佐贤好友),1835年时获悉好友瞿木夫藏有“大宋通宝”背“当拾”钱,感叹为绝无仅有之物,并曾去函乞赠一纸拓片,却因故没有得到,直至十多年以后的1846年刘燕庭才在福建巡抚吕尧仙处见到“大宋通宝”背“当拾”钱,并得到了拓片,了却了一桩心愿。此事被刘燕庭记入了自己的笔记:“道光十五年(1835年),此钱(大宋通宝)真绝无仅有之品,与余所得翁宜泉旧藏之淳熙幕有庆当二十文者,皆鉴赏家所艳慕,因作札致苌生(瞿木夫)丐一墨本,瞿木夫复函云:已于辛卯冬日为他人所得,异日向其索拓寄来。惜哉,时道光乙未中秋日。”
　　据目前所见资料记载,清末民初至解放前获藏“大宋通宝”背“当拾”大钱的收藏家有:吴我鸥、胡石查、彭少竹、潘伯寅、方若、罗伯昭、戴葆庭、张叔驯、孙鼎及日本人平尾赞平。而以清末大收藏家潘伯寅以五十两黄金的价格,自胡石查处购得一枚“大宋通宝”背“当拾”大钱,而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笔者有幸收藏到了一枚“大宋通宝”背“当拾”大钱,此钱为传世品,青铜材质,黑漆古包浆,黑里透红,手感温润如玉,滑腴如脂,品相上乘,为难得之品。
　　无独有偶,2011年9月23日,笔者与好友马义亮去北京清华听课。次日,与好友马义亮偶于北京报国寺寻觅了一枚“大宋通宝”小平钱,甚为奇特,此钱生坑,大开门之品相,红斑绿锈,绚丽异常。其文字和形制与“大宋通宝”背“当拾”大钱毫无二致,俨然一个“大宋通宝”背“当拾”钱的浓缩精华版。查遍各类泉谱未见诸任何记载。此钱的面世当为中国古钱币品种增添了又一创见之品,完全可弥补历史记载之缺失。
　　“大宋通宝”小平钱的出现,同时证实了中国古代货币史的著名理论:“子母相权论”之不谬以及这一理论在南宋时代的应用和实践。
　　“子母相权论”是中国古代有关货币本位与流通的理论:“谓同时流通的两种货币,可以用一种为标准来确定对另一种的交换率。”最早对“母子相权论”做系统阐述者为东周时期的单旗。
　　《国语·周语》记载,周景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24年)天大旱,患钱轻,将更铸大钱,单穆公谏曰:“不可。古者天降灾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振救民。民患轻,则为之作重币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民若匮,王用将有所乏,乏将厚取于民。民不给,将有远志,是离民也。且绝民用以实王府,犹塞川原为演污也……夺之资以益其灾,是去其藏而翁其人也。”景王不听,于是铸大钱。
　　春秋·鲁·左丘明《国语·周语》:“货币之重者、大者为母,轻者、小者为子。币轻物贵,推行重币以市贵物,称母权子;币重物轻,推行轻币以市贱物,亦不废重,称子权母。”
　　该一理论可表述为:当市场发生通货膨胀,而产生物贵钱轻的现象时,政府就推行重币(铸大钱)用以买卖贵物,这时叫“母权子”;当市场发生通货紧缩,而产生物轻币贵的现象时,政府就推行轻币(铸小钱)用以买卖贱物,这时叫“子权母”。这就是“母子相权论”,或叫“子母相权论”。实践中,是以小平钱为子,以其与向上递进等级的钱币相权,从而得出当贰、当叁、当伍、当拾、当百、当千等等大钱来。也就是说是以小平钱为基础,去权衡其他等级的大钱币。换言之没有同版式小平钱也就不会产生同版式其他等级大钱币。每一枚大钱的出现必定有相同版式的小平钱为基础。
　　因此,有了上林三官“五铢”,才会有超大“五铢”;有了“小泉直一”,才会有“大泉五十”;有了“开元通宝”小平钱,才有了“开元通宝”连州白铜大钱;有了“唐国通宝”小平钱,才有“唐国通宝”折十钱;有了“大宋通宝”小平钱,才有了“大宋通宝”当拾大钱;有了“大元国宝”小平钱,才有了“大元国宝”折十大钱。所以说,“大宋通宝”当拾钱是与“大宋通宝”小平钱相权以后得到:每一枚“大宋通宝”当拾钱可当十个“大宋通宝”小平钱之用。
　　这就是中国古代钱币学意义上的“母子相权”理论。
　　现将笔者收藏的“大宋通宝”小平钱和“大宋通宝”当拾大钱的拓片和照片奉上,请泉友评鉴。(责编:丁丑) 

下图为该文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