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宝珍《承安宝货壹两半》银铤展赏

——由承安宝货银铤发现过程所想到的

    承安宝货银铤，金章宗完颜璟于承安二年（公元1197年）铸造颁行。《金史·食货志》载：“（承安二年）十二月，尚书省议，谓时所给官兵俸及边戍军需，皆以银钞相兼。。。。”承安二年十二月“ 遂改铸银名‘承安宝货,  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 公私同见钱用......  承安四年五月, “ 遂罢‘承安宝货’, ”

    “承安宝货”银铤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明文记载的白银计数货币。由于实际上仅铸行一年多, 其实物流传很少。

    相关文章记载，一九八一年, 中国人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在收兑金银中发现四枚承安宝货一两半银锭,轰动一时。但由于来历不明, 有些学者对它尚有疑问。为查明此事, 中国钱币学会黑龙江分会的同志们做了大量工作, 终于发现了第五枚“ 承安宝货” , 这一枚“ 承安宝货” 出土情祝也很清楚, 真实性确凿无疑, 一枚带活了四枚, , 在认识“承安宝货” 问题上迈出了令人振奋的一步。因此, 这枚“ 承安宝货” 的出土,意义十分重大。    

    以上是关于承安宝货银铤发现的基本情况。我后附《中国钱币》1986年第2期所刊一篇文章《金代承安宝货银铤出土》，可以更详细的了解当时承安宝货银铤为官方发现的过程。

    从其发现过程的文章中，我们看到，承安宝货银铤，实际上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已经出现在黑龙江民间。其因为未能为官方考古发现，也未能为某某大藏家所收藏，故，一直未得公见，当然也不能有承认记载。而在公考出土一枚之前，黑龙江人民银行所收于民间的四枚银铤其实也是早已出土之物。

    从这些事实过程中，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启示呢？这是我要说几句的主要出发点。

    首先，承安宝货银铤在金承安四年被废八百余年后，一直藏于黑龙江肥沃的大地而未被发现，有一天由于某种机缘而在金代龙兴祖地忽然现世，这是不是和近年东北地区陆续出现以前未见未识的许多辽金钱币一样的情况呢？显然，回答是肯定的。东北地区许多从未进谱记载的辽金钱币种类，有一些不少早在若干年前就已现世，有一些则是近年陆续出土，无非，这些出土多数并非官考出土而已，尽管这成了某些人拒绝承认这些辽金钱币的原因，但是，其总归改变不了真实的本质（其实，当今中国若干大博物馆馆藏珍稀古钱币，乃近现代知名藏家所捐赠，而这些捐赠品绝大部分也并非官考出土）。此也说明，历史上的遗物，有些可以是陆续出土或者发现，有些则是忽然出土或者发现，这是历史遗物发现的两种基本情况，而对于忽然性的出现，大胆怀疑可以或者说应该，但是小心求证则是必须，只有大胆怀疑，断然否定，而无认真细致辨识考证，则乃蛮横匪习，学风轻浮矣。

    其次，承安宝货银铤出现后，迅即造成一桩中国钱币史上最大的冤案，即某泉界大师迅即据此否定了之前早已出土存在并得公认的“承安宝货”钱币的真实性，旋即引来当时泉界盲目跟风，随大师伪判而举国皆认承安宝货钱币为伪品。期间，并未有几篇稍微认真的考证文章去辨识证明，仅仅是一句“原来承安宝货是银铤而非钱币”即判钱币死刑。尽管近年如裴元博先生等几位北方泉家和研究者对承安宝货钱币的真实性进行了有力论证，正本清源，逐渐开始消除错误认识，然，当时否定其钱币真实性的流毒甚大，直到今天仍然顽固的残留于泉界一些人的头脑里，见承安宝货钱币即条件反射言伪！深问，皆无一人有扎实见解和考证证据，不外乎某某大师言或者已经否定了所以是假的云云。

    第三，关于承安宝货钱币的真实性和由来，裴元博先生等早有精辟论述，此不多言。我们如果真正认真去解读《金史·食货志》，便会于其字里行间有所启示，尽管其中未能有明确记载承安宝货钱币的文字，然其中“承安二年十二月遂改铸银名‘承安宝货, ”却包含更为丰富的信息量，即“遂改铸银名‘承安宝货’”。这里“改铸”二字本可以让我们反复咀咬，认真解析。然而遗憾的是，当时却未有人这样去做，仅仅因为银铤出现，即否定钱币。其导致中国钱币史最大冤案不说，亦创造了中国钱币考证史上最大的轻率臆断案列。其教训极其深刻！

    今天，本人将所藏“承安宝货一两半银铤”，遣上博来，一是从另一个角度和博友阿骨打保机等又发之承安宝货银铜样钱；二是以此联想再表述几点想法，本人无论银铤还是承安宝货光背铜钱乃至背三、四、五两押码铜钱皆藏，锈色不一，涉及南坑北坑，证据全面有力，手握实证，对持有各等铜钱当然是信心满满。

    对上博这块银铤，其錾印文字和纪值乃至押记皆为典型，背蜂窝分布自然，体相耄耋，照片已然清晰全面，我已无必要再多言了。

《中国钱币》198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