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印度沦为西方列强殖民地的历史：印度缺乏像中国历行了两千多年那样根深蒂固的专制大一统体制传统，而这却与印度逐步沦为西方列强最后是英国的殖民地有着莫大的联系。西欧列强对于印度领土的逐步蚕食与晚清帝国所遭受的商业、文化、军事、政治侵扰相比，前者无法保存它作为一个帝国整体的存在形式，而晚清帝国尽管遭受着来自于俄国的大片领土侵占，然而晚清帝国却令人惊奇地始终保持着完整的国家存在，它的灭亡来自于内部的革命活动，而并不是列强的直接瓜分。

仅就这一点而言，出乎于传统的历史学将晚清的专制君主制大一统体制视作为清朝走向灭亡的原由，然而，晚清帝国的最终灭亡又无法逃脱专制君主制大一统体制对于它自身的禁锢作用。

经世致用学者冯桂芬在1861年所著的《校攽庐抗议》中对于清朝在应对西方入侵者时摇摆不定的政策这样评述道：“宜战反和，宜和反战，而夷务坏；忽和忽战而夷务坏；战不一于战，和不一于和，而夷务更坏。”冯桂芬的评述尽管是在60年代，然而却很适合用来评析晚清帝国整个时期的对外政策特征。然而，如果我们将这一说法应用到晚清帝国的对内政策包括镇压叛乱与变革政策方面，也能够在有限的程度上说明其对内政策特征，在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起义的过程中，清朝将领用保最为臭名昭著的手段是招抚叛军首领并许诺给予他们官职和物质奖励，然而这些被招抚的叛军则被允许保留独立的军事力量，他们在更多的时候是观风使舵的投机者，在形势不利时他们假意接受朝廷的招安，而一旦官军作战不利时他们就又重新反叛了。

尽管晚清有不少能够看到西方冲击与危亡形势之间关系的人，然而只有李鸿章倡导并主持的近代化纲领颇具战略价值，尽管他本人并不具备现代国家战略意识。比起晚清统治者对于西方文明体系的了解缺乏尝试的情形，晚清更为缺乏的是能够将所有紊乱的紧张局势与政策应变整合为一个有机联系、条理分明的整体战略框架之中的人，而李鸿章却做到了这一点，并且尽自己的努力而去为贯彻这一战略框架而大胆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