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乱镇压得很彻底，帝国基本恢复了传统的社会秩序，同时也为变革创造了条件，然而问题也就在于这种传统社会秩序的恢复是中兴的官员、士大夫们通过给儒家正统思想注入新的活力而得以实现的，结果是儒学的正统地位得以巩固。在从1861-1895年的三十五年间没有哪一种类型的西学可以悍动儒学的根基，制度上的变革也没有施行下去。典型的代表是“中体西用”说的流行，西方先进的社会文明中只有技术、军事装备被当作是有用但属于末位的应用工具，变革也只是从最初的引进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到对于制度本身的懒散且有限的小修小补。

相反，清廷虽然在与列强打交道的过程中经常作出某些不必要的妥协政策，然而，变革正是在外部环境的刺激状态下进行的，而每一次由外部环境刺激所进行的变革却总是会遭受儒学正统理念的排斥和湮没。

帝国在一种看上去是自相矛盾的战略框架中长期遭受折磨，问题的关键在于当对内的镇压与对外的妥协政策执行得淋漓尽致之后，帝国再也没有决心去进行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以求获取再度强盛而总是满足于生存的最底线追求。

无论妥协还是镇压其最终目的都在于，首先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其次利用短暂而相对稳定的局面进行变革，最后的目的则都归结为清皇室及其统治机器的巩固与正常运转。

一头习惯了吃草的野兽消化不了肉食。

尽管在与列强的数次交锋中，帝国形成了一种“求和、避战”的妥协心态，但是，部分清军在战争过程中的抵抗行为以及随着战争结束而进行的极为有限的变革行动则足以证伪那些认为妥协是完全媚外政策的定论，而评价妥协方针的政策性质，一个根本的标准是要看它是否是在为变革创造条件或者说它是否具有策略性而非一种消极、僵化的政策。

列强对于清帝国战争的胜算就如同清帝国对于其在国内镇压起义活动的胜算那样，都是有着必胜或至少是不至于根本毁灭其战争意图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