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味《石头记》周末谭（20）]

怎可能把西方文学理论套用到《石头记》上？

我们的祖先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极为丰富，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可与之相比——在长达三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中，几乎每个时期都产生了自己的文化形式，诸如诗经、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戏曲。然而与之相对应的，除《文心雕龙》（成书于501——502年）外，在长达1500年的时间里，再没有出现系统的文学理论著作。

到近代，中国打开国门，传入西方文化，国人发现西方的人文科学已形成完善的理论系统。以文学来说，高尔基曾说：文学就是“人学”。恩格斯做出的概括是：“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于是中国学者便认为：西方的文学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可以直接拿来指导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与评论。比如对曹雪芹的评价，称他为“现实主义作家”。曹雪芹著作中正面小说中的人物，如贾宝玉、林黛玉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然而“程高本”《红楼梦》是阉割、篡改本，以西方文学理论无法理解与说明曹雪芹原著《石头记》神奇的文学现象——犹如“风月宝鉴”那样，有正（小说）、反（历史）两面。因为依照西方文学理论，文学和历史，“假语村言”和“真事”水火不相容，怎么可能将如此的对立的现象容纳于同一事物之中？然而《石头记》正是这样一部不可思议的文学作品，一部矗立在中华文化青藏高原上的珠穆朗玛峰。

作为中国文学理论工作者，不应直接搬来西方文学理论，用以贬低与否定《石头记》，乃至中华文化的崇高价值和意义，而是应当创立中华文化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华文化的基本特点是“文史合一”、“文哲合一”，《石头记》则是一部“文、史、哲合一”，又涵盖了各种文体、诗体的奇葩，可以作创立中华文化理论的基础和大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