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22日，我们发布《科大电影评论》第10集节目，介绍《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电影讲述印度孟买的一位年青人一生奔波却充满希望的故事。

现在听回来，发现当时做这一集节目时，我们心情十分兴奋。因为一来确实很喜欢导演丹尼波尔那七彩缤纷、充满活力、乐观向上的电影手法，二来知道这部域外风情“小制作”将在第二天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中勇夺最佳电影奖。

《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当年横扫各项大奖，也风靡全球。一来，是因为当时西方世界受到金融危机的重创，需要好莱坞（不是宝莱坞）搞点令人开心的东西。二来，当时国际战略届有一个热门话题，叫做“龙象之争”，说的是快速崛起的中国和印度将争夺亚洲的主导权。于是，印度贫民窟的青年，沐浴在阳光下眺望远方，成为大家热议的画面。

今天，已经没有人再讲龙象之争，而印度的贫民窟问题依旧。新冠肺炎疫情扩散全球，又引起大家对世界各大城市那不堪的贫民窟的关注。

形成贫民窟的主要原因，是急速城市化，人口大量从农村移居城市。大部分进城人口难以在城市体面安居，却又不再可能返回农村，从而就成为漂泊在城市的流浪人，成为城市贫民窟的一员。世界当前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还有发达国家大城市的过去，包括纽约和伦敦，都有严重的贫民窟问题。

那为什么中国几乎是发展中国家之中唯一没有大规模城市贫民窟的国家？顶多只有不符合贫民窟定义、相比之下环境好很多的“城中村”？

贺雪峰《大国之基：中国乡村振兴诸问题》给出了答案：原因就是中国进城失败的农民有退路。

印度和拉美国家等没有进行过实质性的土地改革，没有进行过社会主义性质的土地改造，农村土地私有，土地可以交易。当农民卖掉土地进入城市之后，无论成功或失败，他们都没有退路，不再能回到之前的农村。

在当前中国城乡体制中，仍然保留对城市资本下乡的限制。农民由农村户籍变城市户籍很容易，但由城市户籍变农村户籍则基本上不可能。农村宅基地不能随意买卖。这是国家担心城市资本下乡会夺取农民在农村赖以保底的基本保障。

农村生活品质虽然低于城市体面安居的生活品质，却要远远高于城市贫民窟的生活品质。农村里有亲朋邻里构成的熟人社会，农闲时打打麻将，也让农民有安全感和归属感。

这样使得中国劳动力市场具有巨大的伸缩性。城市务工经商机会多，就更多农民进城；城市经济不景气，年龄较大的农民就可能提前返乡。例如，上面提到的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有2000万农民工返乡，并未造成任何社会失序。

中国城乡二元体制，有效避免了一般发展中国家在城市普遍存在的结构紧张，以及这样一种社会结构紧张所放大的经济社会政治问题，从而使中国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保持了世所罕见的政治和社会稳定。这也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可以成为最大赢家的重要原因。

文章来源：《linked 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