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青春，我的团

-下乡演出     胡肖强

前两天李鸿涛老师发来40多年前下乡照片，不禁又想起我们下乡演出的那峥嵘岁月。那是我来到歌舞团后第一次下乡，大约是75年的深秋。照片上每人穿着歌舞团特有的棉大衣，我们叫棉猴。那式样现在来看还不如要饭的，但对我们每一个穿过的，都有着特殊的情结。当时团里人人一件，是唯一的”团服“。每到一处演出，大家从车上下来，齐刷刷的蓝色棉猴，可神气了，感觉比现在的任何名牌都漂亮许多。演出大部份时间是坐解放牌大卡车，站在空旷的敞篷车上，那个棉猴不知为我们挡去了多少风寒。还有那时尽管团里都是靓丽的金童玉女，可谈恋爱是一个大忌，按照当时刘同炯老师的说法，当时谈恋爱就象是搞地下工作，神神秘秘，鬼鬼祟祟。所以一向别出心裁而幽默的刘老师为此还发现另外一个功能，说这个棉猴耍朋友特好，因为穿上后就分不出男女了，让别人看不出来。

那次下乡是一个以唱队为主的小分队，加上舞蹈队的李红庆报幕和乐队的民乐班子给我们伴奏。我们来到平地公社，住在公社的一个院子里。那是一个两层小楼，我们住在二楼，地板上铺上塑料布，打开自己带的被子，就是寝室了。至于厕所和洗漱在什么地方记不清了，不过那时农村的厕所可想而知。条件十分艰苦，但也其乐融融。炊事员梁兴德师傅我们一起去了，负责每天给我们做饭，我们也轮流帮厨。做饭用的柴火要靠自己打，那是我最愿意干的事，好玩。有一次是张季次，张少华，胡奉宪和我坐着团里的车去深山里打柴，山里美丽的风景至今难忘。说是打柴，实际上就是把地上的木头捡起来往车上扔。打完柴，我们站在柴堆上，在车顶架着一根树枝当机关枪，学着鬼子四处扫射，同时不断躲避从头顶划过的树枝。车子在山里左右翻腾也不知道怕，总认为司机是可靠的。多少年后自己也学会开车了，才知道司机很多时候也是不可靠的。

每次演出要走很远，有迤沙拉，辣子哨，白拉古等几个大队,一走就是几个小时。穿着大棉猴，背着沉重的服装，道具和乐器跋涉崎岖的山路，着实不是一件易事。由于每个人的体力和带的东西不同，行走速度也不一样，队伍也就越拉越长。大部份时间我跟黄茂生老师走在一起，轮换帮他背那个扬琴。那是小分队里最大的家伙，开始还行，但越背越重。所以我们总是落在最后，有时甚至比大队伍晚到一个多小时。好在黄老师总是一路不紧不慢地讲着不知哪里来的稀奇故事以及团里的许多趣事，让人忘记了不少疲乏，要不然也许我早就把那个劳什子给扔了。去的时候是白天，沿途不断变化的景色，还不太乏味。只是演出完后还要黑灯瞎火的往回赶。那大山里的夜路，深一脚浅一脚，现在想起来仍然心有余悸。四处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不时经过的小山村，突然群犬狂吠，黑暗中一双双狗眼闪烁着阴森森的绿光，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真的扑上来。一般女孩走在中间，我们男孩一前一后，都装得象真正的男子汉。当时倒不担心流氓，就是没狗，也担心从树林里会冷不伶仃蹿出一只熊或者狼什么的。所以我手里通常拿根棍，一当拐杖，应急时也当武器，壮壮胆。

演出一般都是在老乡的院坝里，每次都是”万民空巷“，人满满的。演出时，我经常隔着沟火，端详着老乡们一张张质朴的脸，特别是那些上身穿着破棉袄，光屁股流鼻涕的孩子们，在瑟瑟的冷风中微微地抖着。当看到那被沉重的生活压迫的脸上终于露出了开心和天真的笑容，猛然意识到这也许是他们祖祖辈辈第一次看到外面世界的演出，我们所有的付出顿时都值了。老乡们非常淳朴，跟外面的世界形成巨大的反差，淳朴得让我震撼，有时都让我有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甚至从心底生出一种浪漫情怀，幻想如果有一天到这里生活是不是会很单纯而幸福？那里的生活可以说赤贫，一天只吃两顿饭，一年只吃一次肉。但每次演出完后，老乡们都会竭尽全力招待我们。有一次给我们杀了一只羊，煮在一个大锅里，白卡卡的，没有任何佐料，我都记不得放了盐没有，也没有其它任何主食，但这是他们能招待我们最好的东西了。团里有的女孩不愿意吃，怕有羊巴巴。老乡们看见她们不吃羊肉，立即给她们炒了两个鸡蛋。我倒没吃出羊巴巴，但吃出许多羊毛是肯定的。所以现在除了能记得老乡们的热情，就是羊肉上的羊毛了，至于羊肉是什么味道记不清了。多亏农村的照明并不是太好，所以囫囵地把一碗肉吃了。那天天很冷，嘴边的羊油瞬间就凝成了白白的固体。还有当时没有一个老乡跟我们一起吃，但从眼神可以看出他们的渴望，那个场景至今想起还隐隐内疚。后来平地公社的书记为了感谢我们四处演出，特送了一批活鸡和鱼给我们，在那一个月只有一斤半计划肉的年代，这真是奢侈至极，也是我第一次在渡口看到活的鲤鱼。当梁师傅为我们烹制时，好远都闻到香味，整个小分队欢天喜地地过了一把共产主义的幸福生活。只是唱队的张琴又没有口福，刚吃完脸就肿得变了形，说是吃公鸡过敏，好象还上了医院。

演出的节目有个云南花灯歌舞”山花赞“，由胡奉宪演老汉在中间，我们这些男孩女孩在旁边左舞右舞，歌词是”东风吹，春雨撒，大寨红花开万家。。。“。这个节目之所以印象这么深是因为除了唱，还要用四川话说，而且有一段还需要我一个人独说。我脸皮比较薄，这对我这个只会说普通话的无疑是个巨大的折磨。排练时我曾经建议是不是我可以用普通话，立马遭到大家一致反对。当时我心里特不服，心想人家这是云南花灯，那你们说个云南话听听。演出时每次轮到我不得不说起那段弯管子四川话时，我都鸡皮疙瘩狂爆。还有一个节目更搞笑，是张季次演红军哥，敖昌德演一个深山老农，余侬荣演一个村姑。大意是红军来到山村解救这两个穷苦农民。那齣戏怎么看怎么不搭。敖昌德身体硕壮，营养充足，气壮如牛，哪象苦农民？余弄荣更是白白净净怎么看都不象是在穷山沟里长大的。最搞笑的就是张季次，长着个娃娃脸，屁股挂个都快拖到地上的盒子炮，三个人当中数他个最小，站在敖昌德面前那简直就是个小孩，还要一本正经地要解放别人，真不知道是谁解放谁。虽然有点滑稽，但三个人演出却是一百个认真。除了演出，我们还想方设法为老乡服务。其中之一就是理发。这是我的长项，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无师自通会给人理发。老乡们可欢迎这项服务了。头发长就不说了，也许自从生下来就没洗过，头发都粘在一块了，那股强烈的味道十分特别，是山区老彝胞人人都有的味道。理发速度之快，几乎三分钟一个，一个人可理下差不多半斤的的头发。看到他们每个人经过我的手旧貌变新颜的样子，那种成就感也十分奇妙。

歌舞团不只给我们种下了艺术的种子，同时也让我们认识社会，开阔了我们的眼界，让我们成长。如果不是歌舞团，我们也许永远不会有那些经历，看到那个世界，我们的人生会重写。在那个灰色没有希望的年代里，我们是幸运的。我们大多经历了困苦，彷徨甚至磨难，各有各的故事。相同的是最后带着年轻的心，怀揣希望，来到歌舞团这块小小的绿洲，从此有了丰富的色彩，也开启了我们人生。我们被歌舞团录取的那一刻，相信每个人都会终身回味。歌舞团就是我们心中共同的圣殿，正象李红庆写的那段小诗，那张悠悠的小摇床啊，摇着我们的梦，从此起航。。。让我们一起纪念她吧，感恩!

胡肖强

2016年5月于德国汉堡

  “蓉城之秋”音乐节到电视片“金沙江畔旋律”

    一一渡口市歌舞团故事                                    

    谭  勇

 1  1984年，我们刚分配到渡口市的十余位川音大学生，随市歌舞团赴成都参加第二届“蓉城之秋”音乐周。川滇边界城市渡口，丛山峻岭之中，离蓉城千里之遥。峰高路远，半年未见成都了，能借此返乡，煞是兴奋!
       到处摇曳亚热带芭蕉树叶的金江火车站，我们热烈议论着。谈资是“蓉城之秋”，它与“上海之春”，“哈尔滨之夏”并称全国三大音乐节、推出的歌唱家，演奏家，作曲家范竞马、敖昌群、刘忆帆……等人物和作品，都在国内风生水起，红极一时。
       傍晚，登上金江车站去成都列车（此处的“上”拟去掉），列车飞奔轰隆声中，一帮乐队小青年开始聊天，摆龙门阵，打发时间。
       成昆铁路陡峭险峻，号称世界高山巅中的千洞结构火车线。时逢夏秋，坍塌山体，巨石泥流，正常行驶渡口到成都时间，约十六小时。
      深晩，火车飞奔，艺术话题逐渐转移，关于“成渝两市孰強孰弱”的辨论开始了。卧铺车厢歌舞团嘴子们很快分成两派抓对厮杀。对阵者都是乐队成员，斯文型眼镜姚刚和激动型眼镜王玉良。车箱头由轻到重，甴弱到強，从成渝两地古远的都江堰血拼到朝天门。一路厮杀，难分难解，最后姚，王两眼镜哥都恼羞成怒，红眼挽袖，扯着嗓子暴吼。姚君发怒：成都黄田垻生产的作战飞机中国第一，惹急把重庆炸了。王眼镜更是满面喷血，暴跳如雷： 你娃敢！格老子重庆空圧厂的高射炮专打132厂（成都）的飞机！
     2   陡峭栈道，千里天堑，回到省城，渡口市歌舞团的晩会，安排在总府街春熙路口的紅旗剧场，剧场（“的”拟去掉）高大庄严，门厅口六根大理石柱廊，俨然有十四世纪文艺复兴期三权分立大法院威武神圣，至今回味，透出的那份高贵，另人仰望，肃然起敬。
        华灯初放，帷幕掀起，渡歌乐队坐在剧场华丽的乐池中，乐池上方灯光氤氲五彩斑斓。好奇的听众爬满罩着绿色幕布乐池栏杆，个个神情虔诚专一，我等乐手们也神圣投入地随邓思义指拝手势尽情呜奏。那份朝圣似仪态，雅渥，仿佛在作一场皇室宫廷的古典的维也纳音乐会。 
        管弦乐、民乐、重奏、合奏、独唱，康塔塔体裁声乐套曲。渡歌人果然不同凡响！赢来了滿堂喝彩之声！掌声雷动！音乐会评奖即将出炉前夕，渡歌在红旗剧场后台大厅召开紧急会议，代团长神秘大呼“关门有喜报传来。”并当场给大家宣读了一封群众来信，信件是用80年代时代感语言写成，大意是：我们是从一群从遥远的山城重庆来观摩音乐会的观众，历经一周，阅尽全川所有节目，巴蜀（当年重庆川东也属四川）省内，只有渡口市歌舞团让我们激动，感慨！你们的每个节目，我们都无限热爱，你们三场演出，我们场场必到，今天给你们致敬，想说的是，渡口市歌舞团的创作演出节目，是四川一亿人民的骄傲！是巴山蜀水的音乐之声，走向全国的希望！
     3  那届蓉城之秋，渡口市歌舞団几乎襄括了所有音乐奖项，大胜而归。两天后，接到四川电视台的邀请，驻成都金河宾馆一个月，由李伟导演拍摄出了四川电视台的首部电视音乐片 《金沙江畔的旋律》，在这部全部由青春勃发的渡歌人原创的音乐纪录片里，全部由渡口市歌舞团人担任演奏，演唱，舞蹈表演，舞台设计……所有工作，轰动一时。不少音乐影片参与者借助当年攀歌平台如今在全国各地闻名暇迩。

   4   最使我高兴的是，我手持沙锤和乐队伙伴们演奏的轻音乐序曲《新的征途》以青春气息，生命画卷，竟获四川电视台总编室喜爱，从1984年到1988年，在四川电视台一套晚间新闻，作为片首，连续播放了四年。当然，我手持沙锤狂欢激动的画面，也留给自己一份永恒的攀歌人美好的集体记忆。
      今天暮然，那些些许载承着美丽点滴的往事，人物虽已渐行渐远仍然如烟弥漫，但川滇边界金沙江畔攀歌人的情和感，一定会定格在“新闻联播”的生生不息播放之中。

                                   谭  勇2016年6月23日

乡愁难忘——我的攀歌记忆 （上）

虞亮功

前言

半个世纪前,攀枝花钢铁基地作为国家大三线建设的最大战略工程全面上马,国务院各部委从所属机关、厂矿抽调了十余万建设大军汇聚渡口,在川滇交界的金沙江两岸展开了当时被称为与“帝、修、反”争速度、抢时间的夺铁保钢大会战。为丰富攀枝花创业者们的文化生活,原攀枝花市歌舞剧团(下称攀歌)的前身----渡口市战鼓文工团在成都组建。

    攀歌这个“铁打的营盘”,从初建时的53人,历经多次名称变更,数十年间,“流水的兵”进进出出近500余人(含京剧队、话剧团)。他们有的从专业院团调入、有的由艺术院校分配、有的从农村知青和在校学生中特招、有的由企业的文艺骨干中抽调。这数百名文艺青年从五湖四海汇聚在攀歌,在艰苦的环境中创业与发展。大家离乡离家,珍视彼此为战友、为兄弟姐妹，在工作上相互支持、在生活中互相帮扶,使攀歌这个团队分外温馨、充满活力与激情。正是这数百团友，将繁荣攀枝花文艺事业的共同目标与实现个人理想相结合，前赴后继,奉献出“我的青春”，才造就出“我的团”的无比辉煌。

    50年后的今天,几代攀歌人再次从四面八方汇聚在攀歌的诞生地----成都,共贺攀歌50华诞。俗话说“乡愁难忘”,攀枝花是数百攀歌人共同的第二故乡,攀歌在这片热土上扎根,枝繁叶茂几十个春秋,直至“完美”凋谢，大家都有太多的、曾经的回忆,包含愉快与烦恼,这就是“乡愁难忘”!笔者响应征文号召,将在攀歌亲历的若干真实故事撰写成文,“青春一去不复还”,权将此拙文与团友们分亨“我的攀歌记忆”吧!

一、建团篇

    1966年初,王道一从重庆市歌舞团团长任上，调任渡口建设总指挥部文教部部长职务后,他接受的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紧急为渡口市组建一个综合性专业文工团。这个曾经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习过,长期从事宣传文化工作的老八路,深知这项任务的重要性。他根据省委、省人委和渡口建设总指挥部的要求,立即展开筹建工作。王部长不辞辛劳,奔波于成渝两地的省市各专业文艺团体和艺术院校，挑选演职人员并逐一政审，到3月份,队伍已基本成型。

    公元1966年3月23日,一个春意盎然的周三下午。在我就读的四川音乐学院附中高66级的同学们,都接到通知,全体到位于工字房的阶梯教室开重要会议。会场内,同学们照例嘻笑打闹,交头接耳,混然不知某些同窗的重要人生节点即将到来。当学院和附中的领导们鱼贯进入会场时,大家开始安静下来,这时我注意到,有几个似曾相识的陌生人也跟了进来。定睛一看,这不是前几天,我们在学校操场上劳动课,挖战备工事时,过来随意攀谈的那几个人吗?后来才得知,他们是王部长和组织部长杨力升与干事冯德贵,当时是专门到学校来看人、要人的。会上,各位领导热血沸腾地宣讲了支援三线建设的重要意义,同学们也听得激情燃烧。在校领导宣布调动和分配渡口的20人师生名单后,场内掌声一片,不少同学还热泪盈框地火线报名要去渡口，甚至尾随王部长们的北京吉普车,一路追到校门口。

    3月底,包括笔者在内的42人首批队伍集结完毕(战旗文工团的20名舞蹈演员,因还在乡下搞“四清运动”,延后报到。但后因“文革”动乱开始,这批演员终未能够来渡)。建团晚会的节目,王部长与马平团长(在省文化局艺术科长任上调入)早已委托省歌舞团的创作组创编完成。于是,全团新老演员都集中在省曲艺团,由省歌的编导组织赶排节目。由于人手少,许多节目都靠一专多能,演员客串来完成。如原来的舞蹈和川剧演员麻起胆子操起“川普”,说起了对口词;话剧演员们扭动腰肢跳起了红绸舞;乐队的演奏员们,边奏边唱,有的还拿起萨巴依和手鼓,跳起了新疆舞。

    在大家的努力下,仅仅20多天,一台丰富多彩的歌舞晚会就排出来了。为了向省上汇报,答谢支援渡口文化建设的各兄弟单位,新成立的文工团,在成都提督街军区影剧院举行了彩排演出。不少在成都中转进渡口的工人师傅也到场先睹为快,为自己的文工团“打汽加油”。

    1966年4月24日,一个飘着蒙蒙细雨的早上,省委陕西街招待所,文工团将从这里出发,奔赴渡口。赶来送行的人们挤满了大院,人群中有原单位的领导与同事、同学,也有父母、丈夫与妻子,也许还有热恋中的情侣。在祝福、鼓励与叮嘱声中,全团分乘两辆长途客车驶离了成都。途经雅安、石棉、西昌、会理,经过近5天的旅途劳累,我们终于到达三堆子汽车轮渡口。这里车水马龙,运输车辆在码头排起长队等待过江,这样的壮观场面我们从未见过。同车到成都接团的领导,站在汽车轮渡上对大家说,我们现在已进入渡口,混浊的金沙江和清澈的雅砻江在此汇合，今后这里将建起公路桥和铁路桥，人员和物资进出攀枝花就方便了。望着四周荒凉的群山,是谁发现了它腹中丰富的宝藏?汽笛的鸣响在峡谷中回荡,不禁令人回味起开场舞中的歌声:“涛涛江水汹涌澎湃，各路英雄在这里展开了大会战”。

    神密又令人神往的攀枝花----你的文艺新兵来了!

二、演出篇

    文工团进渡口后的第一场演出，是在总指挥部机关招待所大食堂进行的。这个大食堂有一个小型水泥舞台,平时主要用于开会，这可能是当时渡口唯一的一个室内舞台。台下摆放着几十张大圆桌,供客人就餐使用,开大会或有演出时,收起桌面,摆放好条凳就成观众席。渡口总指挥部庆祝1966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文艺演出就在这里拉开了帷幕。当晚演出的节目有:开场大歌舞《我爱渡口好地方》、歌舞《嘉凌风光》、舞蹈《康巴的春天》、器乐合奏《工人阶级硬骨头》、笛子独奏《小八路勇闯封锁线》、女小合《马尔康的姑娘》，以及对口词、方言诗朗诵和四川清音等曲艺节目。观看演出的有总指挥部和各分指挥部的领导、工农兵代表,以及以著名歌唱家郭兰英领衔的中国歌剧舞剧院慰问团的全体成员。当时的演出条件非常简陋,灯光是普通照明,音响就是开会用的动圈话筒和高音喇叭。但是,大家以饱满的热情和超常的发挥,打响了建团第一炮。

    接下来,全团马不停蹄地开始下工矿和农村慰问演出。一次在河门口渡口水泥厂演出,天突降阵雨,工人师傅上台为正在表演的演员撑伞遮雨。后雨越下越大,演出被迫停止，工人们纷纷把我们拉进他们住的工棚避雨。由于下山的公路崎岖湿滑,汽车无法下山,大家就和工人们挤在几间工棚里度过了难忘的一夜。

    在新庄大队的演出也十分有趣,这里盛产优质汉白玉,成都天府广场的毛泽东汉白玉雕像就是用的新庄石料。演出就在大队社房外的晒谷场上进行。这里的村民从没看过专业演出,早早地从十里八乡赶来,把一个不大的水泥晒场围了个水泄不通,与演员来了个零距离。在几盏汽灯的照明下,演出大受欢迎。就在演出压轴节目援越抗美小话剧《向北方》时,一个小意外发生了。台上饰演美国军官的舞蹈演员柳万麟，正威迫越共游击战士归降,突然,他腰间子弹袋中的一粒木质道具子弹,因气候干燥松脱,掉在地上。此时,席地坐在他面前的一个小男孩,小声地对美军官说:同志,你的子弹掉了。其实演员早已察觉,只是他正耀武扬威地沉侵在角色之中,不便放下身段去拣,便假装没听见。这时小男孩急了,站起身手指着地上的子弹,大声对美军官说:同志,你的子弹掉了。这段剧情之外的惊世“台词”与表演参与,不禁令村民们情绪兴奋、开怀大笑。

    1980年4月,我团时隔一年后又再次赴川南巡演,带去了一台《东方歌舞》。此时我团的阵容已十分强大,节目也精彩纷呈，在宜宾的票房用火爆来形容也毫不为过。向天富负责票务,因为都是提前几天票就卖完了,他每天就是东躲西藏,疲于应付找他定票的单位与观众，但内心却洋洋得意与自豪。这台晚会的上半场最后一个节目是日本舞蹈《花笠舞》与《盂兰盆舞》,结束时演员要下台邀请观众上台共舞。这个互动环节,对于改革开放不久的专县城市的观众来说有点难度,万一观众不愿上台,岂不尴尬和冷场。于是，光宗领队跟我商量,要我假冒观众,到时带头应邀上台,起个引导作用。笔者一向出不得众,但为了演出效果,也只好豁出去当起了“舞托”。每晚,笔者都会提前混到观众席上,在演员下台邀请时,先假意推辞一翻,后引导十余普通观众上台与演员互动。笔者左手左脚地在台上卖力地“比舞”，把剧场气氛推向了高潮。几场下来,笔者的表现受到舞蹈演员们的一致肯定，不禁有点漂漂然了。于是又突发奇想，为“舞托”设计了几个“亮点”，当晚的互动,笔者头戴一顶蓝布解放帽,手挎一个黑色塑料手提包,一副采购员或公社干部的打头。上台后,笔者照例笨手笨脚地模仿演员的动作比起了舞，又故意把手提包掉在台上,然后手忙脚乱地去拣包,这些创意一气呵成，让台下的观众乐不可支,掌声喝彩声响成一片,台上台下融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中场休息时,笔者听到这样的议论,观众甲:你说这个眼镜瓜不瓜,跳不来还要古捣上去跳,还把包包都跳脱了,太精彩了。观众乙:就是就是,那个人太宝气了,渡口的节目硬是好看得很。由于大家的努力,这台《东方歌舞》仅在宜宾一地就连演27场,且场场爆满。后因剧场档期原因,剧团又转赴沪州等川南各地演出,均取得满意的效果。为此,《渡口日报》破例在头版发表长篇报道《攀枝花火遍川南》，对我团这轮巡演给予了高度评价。

    1987年,首届中国艺术节(四川、贵州分会场)与第三届《蓉城之秋音乐会》在成都合并举行，组委会不拘一格,将轻音乐专场的组台演出和全省各参演院团的伴奏任务都交给了攀歌，这是对攀歌乐队实力的莫大信任与高度肯定。攀歌乐队也不负众望,他们在邓思义的指挥下,以出色的发挥与默契的配合,圆满完成了演出任务,受到组委会和各参演院团的赞誉。

    1989年6月,攀歌送北京舞蹈学院委培的学员,结束了6年的学习,毕业回团,引起省上的重视和各兄弟院团的羡慕。9月,为庆祝国庆四十周年,省文化厅破天荒在第二届中国艺术节四川分会场为攀歌安排了《新人新舞舞蹈专场》，省文化厅艺术处王恒奎处长还亲自来团指导排练和审查节目，并挑选了《春天》和《撇扇》等两个集体舞参加艺术节开幕式演出。舞蹈专场分“新作汇报”和“新人表演”两部分,共17个舞蹈节目。这批四川舞蹈界的新生力量初次亮相,虽略显稚气,但24名演员十足的北舞范(儿)和精彩表演让人眼前一亮,各兄弟院团无不对攀歌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大手笔和自信心表示出由衷的敬佩。

    说实话,攀歌演出水平的全面提升,还得感谢东方歌舞团的言传身教与无私帮助。正是该团1980年受文化部委派来攀慰问演出,使全团获得最直观的学习良机。东方歌舞团不但毫无保留地教给了我团整台最新的东方歌舞,关键是他们严谨的台风、优雅的主持、流畅的衔接、精到的编排、新颖的灯光,以及演员对观众的尊重和大团的风范与自信，都令攀歌人脑洞大开,使全团对“演出”的认知与感觉有了质的飞跃，找到了差距与努力的方向。攀歌《东方歌舞》在川内多地的巡演，不仅好评如潮,更令兄弟院团刮目相看。在重庆巡演时,开始并不被当地文化局看好,把我们安排在七星岗山坡上的红旗剧场演出,但却得到爱挑剔的山城观众的认可。期间，适逢某外国元首到访重庆，重庆市文化局赶紧主动把我团重新安排到市中心的人民剧场,并邀请外国元首观看我团的演出,这是全团整体素质和演出质量得到显著提高的最好诠释。

    建团以来,攀歌人踏遍了攀枝花的山山水水,把演出送到工矿、山寨和营房。攀歌人的演出足迹,省内到过成都、西昌、雅安、康定、绵阳、自贡、峨眉、乐山、宜宾、泸州、宣汉、渠县与达州等多地。省外到过北京、武汉、南昌、杭州、上海、重庆,以及陕西省多地与云南省多地。国外到过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所到之处,攀歌的演出无不受到热烈欢迎,攀歌人把攀枝花精神带到四面八方,为宣传攀枝花，扩大攀枝花的影响贡献出自已的最大力量。（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