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回声与现实的蜕变——读郭沫若散文《访沈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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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沈园
一
绍兴的沈园,是南宋诗人陆游写《钗头凤》的地方。当年著名的林园,其中一部分已经辟为“陆游纪念室”。
二
《钗头凤》的故事,是陆游生活中的悲剧。他在二十岁时曾经和他的表妹唐琬(蕙仙)结婚,伉俪甚笃。但不幸唐琬为陆母所不喜,二人被迫离析。
十余年后,唐琬已改嫁赵家,陆游也已另娶王氏。一日,陆游往游沈园,无心之间与唐琬及其后夫赵士程相遇。陆即未忘前盟,唐亦心念旧欢。唐劝其后夫遣家童送陆酒肴以致意。陆不胜悲痛,因题《钗头凤》一词于壁。其词云:
“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邑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
这词为唐琬所见,她还有和词,有“病魂常似秋千索”,“怕人寻问,咽泪装欢,瞒,瞒,瞒”等语。和词韵不甚谐,或许是好事者所托。但唐终抑郁成病,至于夭折。我想,她的早死,赵士程是不能没有责任的。
四十年后,陆游已经七十五岁了。曾梦游沈园,更深沉地触动了他的隐痛。他又写了两首很哀惋的七绝,题目就叫《沈园》。
“城上斜陽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
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
这是《钗头凤》故事的全部,是很动人的一幕悲剧。
三
十月二十七日我到了绍兴,留宿了两夜。凡是应该参观的地方,大都去过了。二十九日,我要离开绍兴了。清早,争取时间,去访问了沈园。
在陆游生前已经是“非复旧池台”的沈园,今天更完全改变了面貌。我所看到的是一片田圃。有一家旧了的平常院落,在左侧的门楣挂着一个两尺多长的牌子,上面写着“陆游纪念室外(沈阳)”字样。
大门是开着的,我进去看了。里面似乎住着好几家人。只在不大的正中的厅堂上陈列着有关陆游的文物。有陆游浮雕像章的拓本,有陆游著作的木板印本,有当年的沈园图,有近年在平江水库工地上发现的陆游第四子陆子坦夫妇的圹记,等等。我跑马观花地看了一遍,又连忙走出来了。
向导的同志告诉我:“在田圃中有一个葫芦形的小池和一个大的方池是当年沈园的故物。”
我走到有些树木掩荫着的葫芦池边去看了一下,一池都是苔藻。池边有些高低不平的土堆,据说是当年的假山。大方池也远远望了一下,水量看来是丰富的,周围是稻田。
待我回转身时,一位中年妇人,看样子好像是中学教师,身材不高,手里拿着一本小书,向我走来。
她把书递给我说:“我就是沈家的后人,这本书送给你。”
我接过来看时,是齐治平著的《陆游》,中华书局出版。我连忙向她致谢。
她又自我介绍地说:“老母亲病了,我是从上海赶回来的。”
“令堂的病不严重吧?”我问了她。
“幸好,已经平复了。”
正在这样说着,斜对面从菜园地里又走来了一位青年,穿着黄色军装。赠书者为我介绍:“这是我的儿子,他是从南京赶回来的。”
我上前去和他握了手。想到同志们在招待处等我去吃早饭,吃了早饭便得赶快动身,因此我便匆匆忙忙地告了别。
这是我访问沈园时出乎意外的一段插话。
四
这段插话似乎颇有诗意。但它横在我的心中,老是使我不安。我走得太匆忙了,忘记问清楚那母子两人的姓名和住址。
我接受了别人的礼物,没有东西也没有办法来回答,就好像欠了一笔债的一样。
《陆游》这个小册子,在我的旅行箧里放着,我偶尔取出翻阅,一想到《钗头凤》的调子,也酝酿了一首词来:
“宫墙柳,今乌有,沈园蜕变怀诗叟。秋风袅,晨光好,满畦蔬菜,一池萍藻。草,草,草。沈家后,人情厚,《陆游》一册蒙相授。来归宁,为亲病。病例情何似?医疗有庆。幸,幸,幸。”
的确,“满城春色宫墙柳”的影象是看不见了。但除“满畦蔬菜,一池萍藻”之外,我还看见了一些树木,特别是有两株新载重的杨柳。
陆游和唐琬是和封建社会搏斗过的人。他们的一生是悲剧,但他们是胜利者。封建社会在今天已经被推翻了,而他们的优美形象却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
沈园变成了田圃,在今天看来,不是零落,而是蜕变。世界改造了,昨天的富室林园变成了今天的人民田圃。今天的“陆游纪念室”还只是细胞,明天的“陆游纪念室”会发展成为更美丽的池台——人民的池台。
陆游有知,如果他今天再到沈园来,他决不会伤心落泪,而是会引吭高歌的。他会看到桥下的“惊鸿照影”——那唐琬的影子,真像飞鸿一样,永远在高空中飞翔。
(选自《解放日报》1962月12月9日)

【读与评】
郭沫若先生的散文《访沈园》以一次寻访古迹的经历为线索,串联起八百年前陆游与唐琬的爱情悲剧、沈园的历史变迁以及先生偶遇沈家后人的意外插曲。这篇看似平淡的游记散文,实则蕴含着对历史、文化、社会变革的深刻思考。读之,那些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与文化反思久久地在我心中激荡,促使我重新审视历史记忆与现实蜕变之间的微妙关系。
沈园作为陆游《钗头凤》的诞生地,承载着中国文学史上最动人的爱情悲剧。先生以简洁而深情的笔触复述了这个故事:陆游与唐琬被迫分离后的沈园重逢,那首饱含“错,错,错”与“莫,莫,莫”的泣血之作,以及四十年后陆游重游故地写下的“曾是惊鸿照影来”的绝唱。先生不仅呈现了故事本身,更敏锐地指出:“陆游和唐琬是和封建社会搏斗过的人。他们的一生是悲剧,但他们是胜利者。”这一评价超越了简单的同情,而赋予这对恋人以反抗者的形象——他们的爱情虽被封建礼教扼杀,但通过诗词的永恒力量,他们的形象“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这种对历史人物的解读,体现了先生作为历史学家的深刻洞察。
当先生实地探访沈园时,他看到的已不是陆游笔下的“宫墙柳”,而是“满畦蔬菜,一池萍藻”的田圃景象。面对这一变迁,先生没有落入怀古伤今的俗套,而是以“蜕变”这一富有生命力的词汇重新定义沈园的现状。他认为:“世界改造了,昨天的富室林园变成了今天的人民田圃。”这种视角展现了先生作为新文化运动参与者的进步立场——他肯定社会变革带来的空间功能转换,将私人园林变为公共田园视为一种历史的进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对“陆游纪念室”未来发展成“人民的池台”的期待,显示出将传统文化遗产转化为人民共有精神财富的愿景。
文中那段与沈家后人相遇的插曲,为历史的宏大叙事增添了温暖的现实注脚。那位赠书的中年女教师及其从南京赶回的儿子,构成了历史与当下的奇妙联结。这个偶然相遇让先生感到“颇有诗意”,却又因匆忙告别而心生“欠债”般的不安。这种复杂感受恰恰揭示了文化传承中人与人之间微妙的情感纽带。先生将这段经历酝酿为一首仿《钗头凤》的词作,以“幸,幸,幸”作结,既是对沈家后人情谊的感念,也暗含了对新时代人际关系的美好体认。这种个人化的情感体验,使厚重的历史话题变得亲切可感。
先生在文末的展望尤为动人:“他会看到桥下的‘惊鸿照影’——那唐琬的影子,真像飞鸿一样,永远在高空中飞翔。”这已不仅是对陆游的告慰,更是对文化精神永恒性的诗意诠释。唐琬的形象超越了具体的历史时空,成为永恒的艺术象征;而沈园的物质形态虽已改变,但其承载的文化记忆却在新的时代获得了重生。这种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辩证思考,对今天的文化遗产保护仍具启示意义——真正的传承不在于固守物质形态,而在于激活文化精神。
读《访沈园》,我感受到的不仅是一个爱情故事的凄美,更是一种文化观和历史观的深刻启示。先生以其独特的视角告诉我们:对待历史遗迹,我们既不必为“池台非旧”而过度感伤,也不能对文化记忆的流失无动于衷。真正的文化传承,是在承认历史变迁必然性的同时,通过创造性转化让传统文化在新的社会土壤中焕发生机。当沈园从私人园林变为人民田圃,当陆游的悲剧故事升华为反抗封建礼教的象征,当偶然的相遇延续着文化传承的温情,我们便看到了历史与现实之间最富生命力的对话方式。
在这个快速变迁的时代,先生的《访沈园》给予我们一种珍贵的思考维度:如何在变革中守护文化记忆的精髓,又如何让传统文化参与当代精神世界的构建。沈园的“蜕变”提醒我们,文化的生命力不在于凝固的形态,而在于其能否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找到新的表达方式和存在价值。这或许正是这篇写于1962年的文章,至今仍能引发我们深刻共鸣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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