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与评】

曹思彬先生的散文《鼎湖山游记》以清新隽永的笔触，记录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群社会主义建设者在鼎湖山的游历见闻。这篇看似寻常的游记，却如同一面多棱镜，折射出人与自然、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神的多重关系。当我随着先生的脚步，从山麓的“瑞象”巨石一直读到庆云寺的古朴楹联，不禁思考：在城市化进程迅猛的今天，我们该如何重新定位人与自然的关系？那些被钢筋水泥包围的现代人，又该以何种姿态面对传统文化遗产？

鼎湖山的自然景观在先生笔下呈现出疗愈人心的力量。先生特别强调“树木参天，密林一片，加上凉风习习，流水潺潺，使人不觉得有暑天味道”，这种描写绝非偶然。在物质条件相对匮乏的年代，教工休养所之所以成为“理想的休养所”，不仅因其“电灯、自来水、浴室、舞厅”等现代设施，更因为它坐落于这片能够消解暑热、抚慰心灵的天然氧吧中。飞水潭被比作“一篇好文章，使人百读不厌”，这个精妙的比喻揭示了自然景观与艺术作品在精神滋养上的同质性。反观当下，当城市公园里的人工瀑布成为打卡背景，当森林浴变成社交媒体上的炫耀资本，我们是否已经丧失了先生那一代人纯粹感受自然的能力？现代人需要重新学习这种不带功利心的自然观，让心灵真正沉浸于山水之间，而非仅仅将自然作为消费对象。

游记中对庆云寺等古迹的描写尤其耐人寻味。先生不厌其烦地记录各处楹联内容，从半山亭的“客游图画里，僧语水云间”到云顶的“万木松杉千笏石，百重云水一种声”，这些文字构成了一个传统文化的微缩景观。值得注意的是，先生明确区分了自己的身份：“我们不是云游僧，而是社会主义建设者”。这种自我定位颇具时代特色——他们既是传统文化的欣赏者，又是新时代的建设者；既能品味陈白沙、章太炎的手笔，又清醒地知道自己属于另一个正在创造历史的社会群体。这种既亲近又保持距离的态度，对当代人如何继承传统文化提供了启示。我们不必像古人那样生活，但可以通过欣赏他们的艺术创造来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当木刻对联损害了陈白沙书法艺术时，先生表现出的惋惜之情，也体现了一种对传统文化精粹的珍视态度。

在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关系上，这篇写于几十年前的游记显示出惊人的前瞻性。教工休养所的描写特别值得玩味：“各种设备也很齐全，电灯、自来水、浴室、舞厅、球场、膳堂、沙发、铁床、帆布床，被褥等等，应有尽有”。这种对物质条件的强调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现代化的向往，但先生紧接着指出，这些设施的价值在于它们被安置在“环境舒适，布局幽雅”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中。这提醒我们，物质丰富只是美好生活的基础而非全部。当下社会，当物质极大丰富后人们反而感到精神空虚时，先生笔下那种在自然与人文环境中获得的简单快乐，或许正是我们缺失的生活智慧。庆云寺“宿费没有规定，由旅客随缘乐助”的做法，展现了一种超越金钱算计的生活哲学，这种哲学在当今高度商业化的社会中显得尤为珍贵。

《鼎湖山游记》中“建设者”的身份认同，对当代读者具有特殊意义。先生和他的同伴们不是消极的避世者，而是在休养后将继续投入工作的社会建设者。这种将个人休憩与社会责任相结合的生活态度，与当下某些要么拼命工作直至崩溃、要么彻底“躺平”的极端选择形成鲜明对比。先生一行人既能享受飞水潭的清凉，又能欣赏庆云寺的楹联；既能在舞厅球场放松身心，又能品味“不作风波于世上，别有天地非人间”的哲学意境。这种平衡的生活艺术，对困于“内卷”与“佛系”两极之间的现代人，无疑是一剂清醒良药。

重读这篇游记，我仿佛看到先生站在鼎湖山的补山亭里，一边吟咏着“百城烟水无双地，五岭寻宗先进山”的对联，一边思考着社会主义建设者的使命。这种将个人文化修养与社会责任感融为一体的形象，恰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精神坐标。在环境危机日益严峻、传统文化面临断裂的今天，《鼎湖山游记》不仅是一篇优美的写景散文，更是一部关于如何生活的哲学小品。它告诉我们：真正的休养不是逃避，而是为了更好的出发；真正的文化传承不是复古，而是创造性的转化；真正的现代化不是对自然的征服，而是在尊重自然基础上的和谐共处。

沉思中，鼎湖山的飞瀑声与庆云寺的钟声似乎仍在耳边回响。这些声音穿越时空，提醒着我们：在快速变迁的世界里，那些关于人与自然、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神的永恒命题，依然等待着每一个当代人的回答。而先生的游记，正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参考答案的思路——在欣赏中传承，在休憩中蓄力，在自然与人文的交汇处，寻找属于这个时代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