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与评】

  很早以前，我读过史沫特莱的一些文章，觉得她是一个很传奇的人，只是把收集她的一些资料留存着。读茅盾先生的散文《悼念A．史沫特莱女士》后，有了一种想法，便把以往的资料翻出来，整理成文——史沫特莱：一颗昂然而逝的星。

 美国密苏里州的奥斯古德是同第一批白人移民来拓荒时的宿营地发展起来的，时间大约在19世纪30年代左右。因为1886年，这块宿营地还属于密苏里州北部沙里文县的一部分，没有名称。1888年，这里通了火车，经营“火车”的公司从拓荒者手中买来40英亩土地，建立了一个用于火车经过时暂栖的小供应点，名称自然是“最高长官”的名字——奥斯古德。后来络绎不绝拓荒者把它繁衍成了一个村庄、一个乡镇，然而时代又抛弃了她，没让她变成一个迷人的城市。

 1879年，在那些拓荒者中，有着印地安人血统，年仅16岁的查尔斯，随同他的姐姐“玛丽姑妈”一起来到了这里。

 1885年，查尔斯“引诱”了纯种白人邻居的女儿莎莉·史沫特莱，然后逃走，藏在了距其不远的玛里姑妈家。事情的发展出乎意料，莎莉·史沫特莱的父亲跟踪追击的时候，竟出其不意地爱上了已经寡居了许多年的玛里姑妈。自然，莎莉的这桩婚事就被放在了一边。这个意外情况帮了查尔斯一个大忙，使得他有充足的时间搬到离“新”丈人、丈母娘一英里远的地方居住。这时，玛里姑妈也具有了双重身份：她不但是罗尔斯的孩子们的姑妈，而且还兼任孩子们的“外祖母”。

 那是一座小山丘，旷野上到处都是乱石，四季鲜明的色彩和春夏秋冬的气息孕育在需求和收获之中，一幅远古遗留的景象隐约可见。迎风的两间小房座落在树林的边缘，紫色的蓟草环绕在屋前屋后。就在这里，查尔斯与莎莉一起生了5个孩子。

 1892年2月23日，排行老二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出生。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幼年时的眼中之物，除了破烂不堪、拥挤非凡的小屋，就是她过早地无意间目睹了父母的性生活。这使她恐惧、难堪，无所适从。在她的记忆中，父亲善于唱歌、信口雌黄，是一个想拼命逃避现实的人，因为以上的原因，她对母亲则完全失去了真正的尊敬。自然，父母揍她的次数也随着孩子的增多而增多。她清楚地意识到父母对一个儿子的出生远比对一个女儿的出生充满兴趣。她讨厌家庭。何况她母亲木然的表情和源源不断的眼泪浸泡着她幼稚的心灵，使她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着光明的一面。这使她成年后的心理有了严重的障碍，给她以后的家庭婚姻生活，乃至人生的道路上埋下了悲凉的种子。

 1901年到1903年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到离家约一英里的学校去上学，她那出色的拼写才能展现出来。但是，上学的日子很短，1904 年的春天，突发的洪水淹没了炼狱河整个流域，包括他们搭建的帐篷，他们家唯一贵重的一台座钟和一架缝纫机被洪水冲走。一贫如洗的他们只好搬到了科罗拉多州东南部的矿区去，名字叫特立尼达的小镇。但是，生活依然艰辛。不识字的父亲使他对合同的内容一无所知，老板经常利用合同欺骗他的，就像猫捉老鼠一样易如反掌。于是，她父亲在饥寒交迫中沾染了喝酒、赌博的陋习，并且经常为一个“梦中”发财的想法而出走，然后再乞讨着回到家里来。

 可以说，史沫特莱的家庭背景乱七八糟。这是导致她的生活道路充满艰辛和坎坷的先天因素。她只能随着父辈的迁徏而流浪。不过，这也并非没有好处，科罗拉多矿区是她感受困苦和与众多无产者接触、交流的摇篮。

 在作为男人都像“父亲一样不可依靠”的印象逐渐深入她心中的时候畸形早熟的史沫特莱开始崇拜她的“外祖母”，她觉得她坚强、极有主见，是一座稳稳当当的山。比如“外祖母”管丈夫就像管理农场一样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外祖母”俨然就是女强人，就是她学习的榜样，成了她挣脱那个时代对女人的束缚而闯出去打工的理由。做教师、为编辑部打杂、推销杂志、写稿子、干文秘……世俗成就了她。

 1911年9月11日，作为一个旁听生，她进了坦佩师范学校，她爱好文学和辩论。后来，学校的刊物《师范学生》宣布她当主编。在贫困中游荡的经历练就了她无所畏惧的性格：言词激烈、抛头露面。没过多久，许多人都知道了当地有一个年轻女子，印地安名字叫阿亚胡。她这时已经认识到了一名文章作者应起的作用：替被剥夺了基本权利的人们刷说话或者呐喊。这一时期，她刚20岁就经历了可怕的婚姻生活。除此之外，她接触到了进步书刊和一些寻找社会出路的激进主义者。同时，她开始发表一些措词激烈的文章。她的楷模是小说家杰克·伦敦、专门揭露丑恶的新闻记者厄普顿·辛克莱等人。在917年的一次讲演中，史沫特莱结识了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之一拉伊帕特·拉伊，替他工作。她加入了大多数成员是中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社会党”，这是她坐牢的起因。

 1918 年3 月15日早晨，美国军事情报官员和司法部代表闯入史沫特莱的寓所……她被关进了监狱。3月19日的《纽约时报》称：由于逮捕了美国姑娘史沫特莱，政府掌握了一起反对英国统治，煽动印度叛乱阴谋的重要证据。但是，抓她的人对她在监牢里胡搅蛮缠实在是头痛。他们选择了明智的办法，放出这个“疯子”。

 因为被捕和奇谈怪论使她的名声大振，用她稿件的报刊杂志越来越多，因为她什么都敢写：性、女权、丑恶的社会及宣传社会主义。带有自传性质的《大地的女儿》就是她这一时期生存状况的写照。

 对于世界来说，那是个较为恐怖的时代，贫穷的阴影、战争的阴影、间谍的阴影、迫害的阴影，始终萦绕在人们的心头，挥之不去。人们都在寻找出路，个人的出路、民族的出路、国家乃至世界的出路。史沫特莱同样也摆脱不了那个时代的樊笼，只是她不断努力挣扎，才不至于被黑暗的时代所泯灭。

 10年后的1928年11月，史沫特莱在莫斯科见到了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思想已经成熟而又极想看到世界真实一面的史沫特莱要到中国来了。她觉得中国正在进行的革命中不应该没有她的脚步声。她所热爱的记者和作家的身份需要她把发生在远方的事件原原本本地告诉给国内外的人民大众。仿佛世界上的所有受苦人都需要她，她有一种特别的使命感。

 1928年12月，她越过前苏联边界，踏上了中国这块充满神奇的土地。当时，她受聘于《法兰克福报》，她要为报社采写“妇女在中国的地位”这个选题。《沈阳五女性》就是她第一批报告文学中的一篇代表作。

 她在中国走南闯北，写作和考察，好客的中国人给了她非常愉快的支持。如通过茅盾认识了鲁迅，进而结识了中国的文艺界；通过宋庆龄（在上海，史沫特莱帮助宋庆龄做了近一年的文秘工作）等人的关系，1937 年，她去了延安，认识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通过她与外国各报的关系，把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传播到了海外。《国民党反动的五年》（1932年与伊罗生合作）、《中国人的命运》（1933年）、《中国红军在前进》（1934年）、《中国的战歌》（1943年）等等都是较为客观地评价中国当时现状的作品。“皖南事件”的消息就是周恩来设法冲破国民党的严密封锁，先把信息传给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最后由史沫特莱安排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  

 1941年5月，史沫特莱在各种压力下回国。她自己的理由是回去养病和写作。

 回国后，她认识到，美国高层不欢迎她，一直都在监视她、迫害她；中国的国民党政权也不喜欢她。她在无边无际的压力下坚持未完成的写作任务，痛苦而孤独地度过一天又一天。……

  最终，史沫特莱在身心交悴中走完了生命的最后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