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杂论(节选)/闻一多

贾岛——

一个走上了陌路的，荒凉、空虚、寂寞，一切罩在一层铅灰色调中的时代，在某种意义上与他早年记忆中的情调是调和、甚至一致的。惟其这时代的一般情调，基于他早年的经验，可说是先天的与他不但面熟，而且知心，所以他对于时代，不至如孟郊那样愤恨，或白居易那样悲伤，反之，他却能立于一种超然地位，藉此温寻他的记忆，端详它，摩挲它，仿佛一件失而复得的心爱的什物样。早年的经验使他在那荒凉得几乎狞恶的“时代相”前面，不变色，也不伤心，只感着一种亲切、融洽而已。于是他爱静，爱瘦，爱冷，也爱这些情调的象征——鹤、石、冰雪。黄昏与秋是传统诗人的时间与季候，但他爱深夜过于黄昏，爱冬过于秋。他甚至爱贫、病、丑和恐怖。他看不出“鹦鹉惊寒夜唤人”句一定比“山雨滴栖鸱”更足以令人关怀；也不觉得“牛羊识僮仆，既夕应传呼”较之“归吏封宵钥，行蛇入古桐”更为自然。也不能说他爱这些东西。如果是爱，那便太执着而邻于病态了。（由于早年禅院的教育，不执着的道理应该是他早已懂透了的。）他只觉得与它们臭味相投罢了。更说不上好奇。他实在因为那些东西太不奇，太平易近人，才觉得它们“可人”，而喜欢常常注视它们。如同一个三棱镜，毫无主见地准备接受并解析日光中各种层次的色调，无奈“世纪末”的云翳总不给他放晴，因此他最热闹的色调也不过“杏园啼百舌，谁醉在花傍！……身事岂能遂？兰花又已开”和“柳转斜阳过水来”之类。常常是温馨与凄清揉合在一起，“芦苇声兼雨，芟荷香绕灯”，春意留恋在严冬的边缘上，“旧房山雪在，春草岳阳生”。

他瞥见的“月影”偏偏不在花上而“在蒲根”，“栖鸟”不在绿杨中而在“棕花上” 。是点荒凉感，就逃不脱他的注意，哪怕琐屑到“湿苔粘树瘿”。

以上这些趣味，诚然过去的诗人也偶尔触及到，却没有如今这样大量地、彻底地被发掘过，花样、层次也没有这样丰富。我们简直无法想象他给与当时人的，是如何深刻的一个刺激。不，不是刺激，是一种酣畅的满足。初唐的华贵，盛唐的壮丽，以及最近“十才子”的秀媚，都已腻味了，而且容易引起一种幻灭感。他们需要一点清凉，甚至一点酸涩来换换口味。在多年的热情与感伤中，他们的感情也疲乏了。现在他们要休息。他们所熟习的禅宗与老庄思想也这样开导他门。孟郊、白居易鼓励他们再前进。眼看见前进也是枉然，不要说他们早已声嘶力竭。况且有时在理论上就释、道二家的立场说，他们还觉得“退”才是正当办法。正在苦闷中，贾岛来了，他们得救了，他们惊喜得像发现了一个新天地，真的，这整个人生的半面，犹如一日之中有夜，四时中有秋冬—为什么老被保留着不许窥探？这里确乎是一个理想的休息场所，让感情与思想都睡去，只感官张着眼睛往有清凉色调的地带涉猎去：

叩齿坐明月，措颐望白云。

休息又休息。对了，惟有休息可以驱除疲惫，恢复气力，以便应付下一场的紧张。休息，这政治思想中的老方案，在文艺态度上可说是第一次被贾岛发现的。这发现的重要性可由它在当时及以后的势力中窥见。由晚唐到五代，学贾岛的诗人不是数字可以计算的，除极少数鲜明的例外，是向着词的意境与词藻移动的，其余一般的诗人大众，也就是大众的诗人，则全属于贾岛。从这观点看，我们不妨称晚唐五代为贾岛的时代。

 【读与评】

 《唐诗杂论》是闻一多先生站在一个崭新的高度，以历史的眼光分析研究唐诗的结晶（这是闻一多先生的唯一散文，被收编中国百年百人优秀散文集）。先生冲破了传统的学术方法、学术研究的狭隘和封闭，从诗人的角度看待、研究诗歌，多所卓见。

 我从百度搜集一下闻一多，发现他的身份并不单一：诗人、学者、爱国主义者、民主战士。对于这些身份，朱自清曾评价说：“（闻一多）学者的时期最长，斗士的时期最短，然而他始终不失为一个诗人，而在诗人和学者的时期，他也始终不失为一个斗士。”这句话似乎很绕，但确实是概括出了闻一多先生的一生与品性：致力于学术研究的同时不失诗人的气质与情怀，致力于文学的同时不失斗士般批判的眼光，致力于传统文化的同时不忘时代与民族的责任。这样的闻一多，学术研究对他来说，更像是寄托了他个人追求的一种自我探索的方式。

 是什么造就了这样的闻一多呢？是因为近代中国的复杂时代环境。西方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加上战争动乱、民族危亡等问题的涌现，再结合主观的觉悟与情怀，身处这个时期的闻一多先生拥有这样多的“身份”便不足为奇。而他笔下的著作自然也逃不掉时代和他自身性格的烙印。《唐诗杂论》也不例外。

 作为诗人的闻一多，他能与文中所评的诗人产生一种共鸣，从“诗”与史实中去寻求“诗人”的品质，发掘诗人的真实一面，而在这不断的发掘中，我对闻一多先生也有了更深的认识。这种“个性”与研究对象的融合，或许表明先生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创新”了一种文学研究与文学评论的方式，而这种“新”方式也从侧面展现出当时的时代变化特征。

 先生的诗人气质与个性是如何在书中体现的呢？读过《唐诗杂论》，我发现先生仿佛在帮我进行古代文学的“查漏补缺”，因为如今文学史上重点提到的大家——初盛唐的李白，中唐的韩愈、白居易，晚唐的李商隐，他都没有过多提及。除了杜甫，他所重点书写的如刘希夷、张若虚、孟浩然、贾岛等似乎都不是文学史研究的主流，但仔细类比一下，便会发现这些诗人都有着某些共同点：在唐代的政治体制下不能得志，身处时代边缘漫游苦吟，坚持不平则鸣。先生评价贾岛时说：“说晚唐五代之崇拜贾岛是他们那一个时代的偏见和冲动，但为什么几乎每个朝代的末叶都有回向贾岛的趋势？”，“可见每个在动乱中灭毁的前夕都需要休息，也都要全部的接受贾岛，而在平时，也未尝不可以部分的接受他，作为一种调济，贾岛毕竟不单是晚唐五代的贾岛，而是唐以后各时代共同的贾岛。”这种时代意识的思考，让先生对贾岛产生了由彼及此的惺惺相惜之感。而在对张若虚、刘希夷的评价中，先生就直言：“人们都以成败论事，我却愿向失败的英雄们寄予点同情”，可见，先生注重的是诗人对人生诗味的品悟，看重诗人在个人与环境的关系中所牵引出的超越时代的哲思。这正如他在《宫体诗的救赎》一章中所表明的，刘希夷对宫体诗的拯救在于情感的“重返常态”，而张若虚的拯救则是“宇宙意识”的思考，这是更深一层的境界。从这些诗人的取舍中，我们便可以看出先生的主观情感，而这种情感在描写杜甫时达到了一个顶端。

 从语言方面来说，先生的人格魅力、《唐诗杂论》的诗意在幽默生动的语言中也得到充分展现。如评价唐太宗对诗的理解是“文学的浮肿”，是“文学的皮肤病”。又如在《宫体诗的救赎》一章中，先生说宫体诗的“堕落是永无止境的”。而在讲到后期宫体诗的僵化时，他又形容宫体诗人们“已经失去了积极犯罪的心情”。这些语言幽默诙谐又不会喧宾夺主，精简点出文意、表达他的情绪的同时还能博读者一笑，这种愉悦的互动不是单纯的学术著作可以给予的。这种文采语言的运用更多集中在描写杜甫的一章：先生将李白与杜甫的相遇比作太阳与月亮的碰面，更把他们的相遇与老子孔子的相遇相媲美。这个比喻文采斐然又恰到好处，即使是现在也常常被我们引用，可见先生文采语言力量的精准与魅力。

 在《唐诗杂论》中，对杜甫的描写可以说占了全书的一半，除却《少陵先生年谱会笺》与《岑嘉州系年考证》两篇以考证史实为主的篇目外，《杜甫》一篇可以算是先生诗人气质的集中体现。散文式的语言、直接式的抒情、浪漫的想象、艺术性的故事结构都在本篇中有所展现。在《杜甫》一篇的引言中，先生曾直接发出慨叹：“我们要追念，追念的对象在哪里？要仰慕，仰慕的目标是什么？要崇拜，向谁施礼？假如我们是肖子肖孙，我们该怎样的悲坳，怎样的心焦！ 看不见祖宗的肖像，便将梦魂中迷离恍惚的，捕风捉影，攀拟出来，聊当瞻拜的对象——那也是没有办法的慰情的办法。我给诗人杜甫绘这幅小照，是不自量，是读裹神圣，我都承认。因此工作开始了，马上又搁下了。一搁搁了三年，依然死不下心去，还要赓续，不为别的，只还是不奈何那一点‘思其高曾，愿睹其景’的苦衷罢了。”

 这段文字可以说是先生在解答为何自己要做杜甫研究，甚至也解答着为何自己要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的学术研究。这是一个学者，也是一个诗人的内心独白。在引言的后半部分，先生激动之处甚至直接引用了华兹华斯的诗歌，可见，先生“诗人”的共鸣已经达到一个极点，不表不快。而在《杜甫》一篇的正文中，开篇便是一段细腻的故事描写，杜甫不再是一位“被介绍”的人物，反而成了一篇故事的主人翁。文章结构构思巧妙，里面还有运用到插叙等手法，已然是一篇生动的人物传记。从杜甫早年到后来的漂泊、与李白相遇，先生都在描写中加入自己的想象，艺术性地还原当时的情境，细节之处也面面俱到。在描写杜甫小时扑枣时，身为哥哥的杜甫心中的想法、细节的动作甚至是呼吸的愉悦，先生都写到了。与其说写的是杜甫，不如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写的先生理解的杜甫。这种艺术性的描写，不仅在还原一个更丰满的杜甫，更多的也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多情的闻一多，一个极其想书写真实的杜甫而不得的闻一多。

 在对杜甫的讲解里，最令我感受深刻的是最后一段先生对李白杜甫在济南同游时光的描写。前面一大段一大段杜甫生平的叙述在最后一段归于平静，杜甫的一生仿佛也随之戛然而止：天性中就是出世的李白与一时愤慨寻求出世的杜甫同坐，夜色、星光、枣树都自在而平静，“谪仙人”李白依然对求仙之事侃侃而谈，一旁早已厌倦学仙的杜甫心事重重，不愿接话，直到话锋一转，谈及现实国家的弊病才打起精神一语三叹。一旁斟酒的隐士范十沉默不语，“或许他有意见不肯说出来，或许他压根儿没意见”。这坐中最苦闷哀愁且一辈子都走不出这苦闷的，怕只有那执着于“致君尧舜上”的杜子美了。闻一多细腻的想象、点到为止的留白，可以看到他对杜甫“竭尽全力”的追寻，这种追寻不单指历史的真相，更是指对杜甫人格的苦苦追寻。“凤凰你知道是神话，是子虚，是不可能的。可是杜甫那伟大的人格，伟大的天才，你定神一想，可不是太伟大了，伟大得可疑吗？上下数千年没有第二个杜甫”。文到最后，与其说是杜甫感动了我，不如说是先生感动了我。再联系先生一生的命运，也许他已经在对这些诗人的研究中寻求到了自我 ——千百年来诗人的命运，似乎冥冥之中都有所相似，贾岛是属于后来时代的，杜甫又何尝不是属于后来时代的，先生就这样将自己融入了自己的研究对象中。而正如他研究这些诗人一样，细腻的生平考证、诗作研究是必要的基础，结合先生的生平与著作，我们也许同样能还原出一个斗争着的“诗人”闻一多。在我看来，仅是一本《唐诗杂论》，闻一多诗人、学者、斗士的形象已经呼之欲出了，回首再看朱自清的评价，可以说先生在每一个身份上都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