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里尔克/帕斯捷尔纳克

如果您活着，我今天会给您写信。此刻，我完成了献给您的《旅行护照》。昨天晚上，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请我去办了一件与您相关的事。为编辑您的书信集，法国方面希望得到您在其中拥抱并祝福过我的那封短信。我当时没有回复那封短信。我相信能与您亲切会见。然而，代替我出国的却是妻子和儿子。

把像您的文字这样的馈赠搁置一边，不予回答，是很不轻松的。但是我害怕，在满足于与您的通信之后，我也许会永久地停留在通向您的半途中。可我必须见到您。在此之前，我决心不给您写信。我也曾设身处地为您想过（因为我的沉默会让您惊讶），当我想到茨维塔耶娃女士在与您通信时，我便坦然了，因为，虽说我不能代替茨维塔耶娃，茨维塔耶娃却能代替我。

当时我已有了家庭。我以犯罪的方式开始了一件我没有足够的条件去做的事，并将另一种生活引入这一尝试，与此同时，又为第三种生活打下了基础。

微笑使年轻女画家的下巴圆得像一只小圆面包，她的脸颊和眼睛洒满了微笑的光芒。这时，她似是怕阳光，眯缝起那双目光无神、散乱的眼睛，就像近视者或胸部孱弱的人那样。当微笑流溢到美丽、宽阔的额头，一个韧性的容貌便越来越频仍地摆动于圆与椭圆之间，让人想起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被微笑映得容光焕发的她，非常像吉兰达约的女性肖像画中的一幅。这时，便想让阳光在她的脸上沐浴。因为为了美，她永远需要这照耀，因此，为了欢喜，她需要幸福。

人们会说，每一张脸都如此。非也，我知道另一些脸庞。我知道一张脸庞，它既刺眼又让人惊叹不已，在痛苦和欢乐中它都同样动人，并且它越美，你越是能在别人的美黯然失色的情况下更经常地遇见它。无论这女性是声名鹊起，还是身处逆境，她那吓人的魅力都毫无变化，她在大地上无论需要什么都远远少于大地对她的需求，因为这便是女性气质，就像完整地从创造的采石场中取来的一块粗糙的、不碎的自尊。因为，外部规律更强地决定女性的气质和性格，所以，这一女性的生活、实质、名誉、激情，均不依赖于照耀，她也不像前者那样害怕痛苦。

就这样，我生活着，属于一个家庭——我清楚地记着那一天。我妻子不在家。她一整天都在高等艺术学校。前厅里摆着一张自早晨起就未收拾过的餐桌，我坐在桌边，若有所思地从煎锅里盛起炸土豆，窗外，雪在犹豫不决地飘落，形成稀疏不多的雪堆，它时落时停，似在怀疑什么。但是，被冬天里的春日明显延长了的一天，却像一个嵌入物，被镶嵌在迷蒙的、带有毛茸茸白边的窗框间。

这时，有人在外面叫门，我打开门，来人递过一封国外来信。这是父亲写来的，我埋头读起信来。

那天早晨，我第一次读了《结局之诗》。我偶然得到了这部长诗的一份莫斯科的手抄本，毫无疑问，长诗的作者对于我来说意义重大，许多信息来往于我们之间或正在半途中。然而，在那天之前，我竟还不知道这部长诗，也不知道后来接到的《克雷索洛夫》。因此，早晨读完长诗后，我仿佛仍处于这部长诗扣人的戏剧性力量所造成的迷惘中。此刻，我激动地读着父亲的信，知道了您的50诞辰，知道您高兴地接受了父亲的祝贺并回了信，突然，我意外地读到了当时还令我不解的一个附笔，说我不知怎么竟为您所知。我站起身来，离开了桌子。这是一天里的第二个震撼。我走到窗边，哭了起来。

如果有人告诉我，人们在天上阅读我的作品，我也不会更为惊奇。在我对您20余年的崇拜中，我不仅没有设想过这种可能，而且还事先剔除了这一可能，如今，它改变了我关于自己的生命及其进程的认识。生命的弧线及其终端在一年年地散开，似乎永远不该聚合，可是突然，在眨眼的瞬间，它紧紧接合在我的眼前。在何时！在最不合适的一天之最不合适的一刻！

院子里，二月末不太暗的、饶舌的黄昏已然来临。一生中，我第一次意识到，您，是一个人，我可以给您写信，您在我的存在中将发挥巨大的非人工的作用。在此之前，我从未有过这样的念头。如今它突然降临在我的意识中。我很快便给您写了信。

我如今也许很怕再看到那封我已不记得的信。对您说您是什么样的人，这是世上最轻松不过的事。但是，如果我谈起自己，亦即谈起我们的时代，那我就未必能处理好那尚不成熟的主题。

我未必能恰当地向您叙述所有革命中永远是头几天的那些日子，那里，德穆兰们会跳上桌子，用为空气干杯来激奋路人。我是这些日子的见证人。现实就像一个私生女，半裸着身子逃出牢房，将彻头彻尾地不合法、无嫁妆的整个自我，凌驾于合法历史之上。我看到大地上的夏天，这个夏天似乎认不出自我了，它是自然的，走在历史前面的，似是走向新的发现。我留下了一本描写这个夏天的书。在书中，我表达出了有助于了解这场最不同寻常、最难以捉摸的革命的一切。

 【读与评】

 1900年夏日的一个早晨，正准备去敖德赛的帕斯捷尔纳克一家，在莫斯科的库尔斯克车站与正在俄罗斯旅行的里尔克偶然相遇。这一年，帕斯捷尔纳克10岁，已经名满欧洲的诗人里尔克对他的影响要在许多日子之后才会显露出来。30年后，在题献里尔克的自传《安全保护证》中，帕斯捷尔纳克这样描述印象中的里尔克：“在人山人海的站台上，在发车的两次铃声的间隔中，我觉得这位外国人掺杂在人群中很像一个朦胧的剪影，很像并非虚幻的人群中的一个幻影。”这本从与一个诗人(里尔克)的相遇写起，到另一个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死亡结束的小书，实际上是诗人的帕斯捷尔纳克的成长史。

 作为欧洲新诗先驱的奥地利诗人里尔克青年时代即十分向往俄罗斯，他曾于1899年和1900年两次访问莫斯科。与世纪初充满危机的西欧相比，里尔克更欣赏古朴自然的俄罗斯。他一直将“童话国度”俄罗斯视为他的精神故乡。1926年，一生浪迹天涯的里尔克隐居瑞士的一座古堡，严重的白血病使他感到了死亡的迫近，他孤独地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他曾经这样形容当时的自己，“我这个人像折断的树枝”。

 帕斯捷尔纳克从青年时代开始即艰难地向着诗的高峰攀登。早在大学时代他就爱上了里尔克的诗，并试图翻译。当他进一步寻找自我时，阅读到了里尔克赠给他父亲的几本诗集，得到了很大启发，确定了应走的路。1926年帕斯捷尔纳克正处于创作危机阶段，试图去理解现实，试图继续他“知识分子与革命”的一贯主题，可是他无奈地发现，一切早已写尽。

 俄罗斯的女诗人茨维塔耶娃在1922年离开莫斯科，开始了17年的侨居国外的生涯。去国离乡，寂寞难耐，物质生活得不到保证，因为远离了俄罗斯大地，诗歌创作也一度陷入瓶颈。

 1926年对这三位诗人来说，是不寻常的一年。这一年的春天，俄罗斯的大地上雪花还在飞舞。年轻的帕斯捷尔纳克从父亲的来信中得知大诗人里尔克曾对他予以关注和赞赏，他站在窗前呆望着路上的行人，一个下午没说话——他哭了。他给他敬爱的里尔克写了一封长信，倾诉了他全身心的崇拜之情，并向里尔克介绍了另一位炽热的崇拜者：茨维塔耶娃。但他没想到茨维塔耶娃这团“火”却在他与里尔克之间熊熊燃烧起来，以至在历史的天幕中留下如此的爱的华章。生性热爱自由的茨维塔耶娃给里尔克写信表达爱慕之情，这些热情洋溢的信如同一缕温暖的阳光照亮了里尔克生命的最后一年。

 “九日，今天，永恒的今天，我接受了你，玛丽娜，用整个的心灵，用我全部的意识，那为你和你的出现所震撼的意识，我自己也像是海洋，与你一同阅读，你的心灵之流在涌向我。”这是里尔克1926年5月10日致茨维塔耶娃的信，他给她的第二封信。里尔克那颗近乎衰竭的心被茨维塔耶娃“雄壮的美丽”的爱火点燃了，这时距他生命的终点还有6个月20天。他似乎成为他那首《预感》中的那面旗帜，茨维塔耶娃成为他生命中灵魂的回声。

 与此同时，帕斯捷尔纳克也深深地爱着这位才华横溢、美丽动人的女诗人。而茨维塔耶娃也同样倾心于他。这是一场不同寻常的爱恋，三个诗人的灵魂因为孤独而相遇，一种面对病魔、面对即将消逝的躯体而产生的孤独，一种面对战后文明的衰退而产生的孤独，一种面临创作危机而产生的孤独，一种在诗的国度里追寻过久、寻求过多而产生的孤独。分别面对孤独的诗人，因为诗而相识相知，惊喜之余，吐露心曲，借鸿雁传书交流心底的默契。

 里尔克的赞赏使帕斯捷尔纳克流下热泪，并带着狂热说，“我和我的性格的基本特征和精神生活的全部积蓄都归功于您”。情感的支持成为他继续写作、思考并走出对自我怀疑的困境的力量。作为一个在时代的堤岸边漫步和眺望的诗人，他不仅站在今天的立场上俯瞰，更有着把整个历史作为一个静态的时空实体来对待的企图和野心。他敏锐地感受着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并自觉搜寻隐藏在时代背后的东西，他的所有的诗歌和其他叙事作品都是对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他忍受着心肌炎和颈椎关节硬化症的折磨，叙述日瓦戈医生这个知识分子在时代变革前的不安与彷徨。评论家威尔逊说：“《日瓦戈医生》体现的是革命——历史——生命哲学——文化恋母情结，它是人类文学史和道德史上的重要事件，是与20世纪最伟大的革命相辉映的诗化小说。”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因在现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叙事文学领域中所取得的杰出成就”而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因为苏联政府的压力，帕斯捷尔纳克拒绝了这一巨大荣誉。

 帕斯捷尔纳克临终前依然不忘里尔克对他的影响，“我一直认为，无论是我的习作还是我的全部创作，我所做的只不过是转译和改变他的曲调而已，对于他的世界我无所补益，而且我总是在他的水域中游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