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圣外王」一词，本不出于儒学典籍，不是先秦儒学的用语，北宋以前从未跟孔孟思想发生过任何关连，即使宋代以后对辟建儒家哲学体系贡献最大的程（二程子）、朱、陆、王几位大思想家也绝口不提它。朱子的语录（注 1）颇有称赞庄子的话，如说〈天下〉篇「诗以道志」几句话直是从孔夫子那里来的，但对于篇中内圣外王四字，他似乎有意避而不谈。他们放着这句现成的话不用，后世自然就不应该假定这几位儒学思想家会接受这句口号，视之为整体儒学的一贯宗旨，代表所谓儒学的道统。然而，近几十年来这个响亮的口号却在台、港人文学界中大为流行。内圣外王这四个字虽不出于圣哲先贤之口，然称为新儒家学派的当代学者几乎无不视之为儒学思想高举之大旗。影响所及，即使不以新儒家自任或自限，甚或站在新儒家学派对立立场的学者，也抓着这句话大谈其对儒学的见解。一方面，学者认为内圣外王是中国学术传统的特色；强调外王从内圣开出，对西方传统来说这是陌生的。（康德首先肯定普遍道德法则的存在，然后推衍出必有遵守此普遍法则的道德个体，其思考方式与中土迥异。）另一方面，处于中西文化交会的现代世界，学者也深刻的认识到中国传统的「外王」有其严重欠缺之处。中国没有理论科学传统，没有建立民主制度，没有法治精神，甚至有没有西方意义的正义（justice）概念也是个可辩论的题目，在他们的观念中这都和儒家开展内圣外王思想的历史命运直接有关。他们认为在中国思想传统中，外内不离，「外王」要从「内圣」开出，然而正因如此，儒者「内圣」之功也抑压了「外王」，使之不能充分发展出来。故新儒家认为儒学的时代意义在于本中国「内圣」之学以解决「外王」的问题。此义在牟宗三先生的著作中阐发得最多，他一生学术努力的目标亦在于此。在他以后的学者谈内圣外王的都直接或间接受到牟先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