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本书的出版”是汉语语法学界的著名例子。它作为一个短语，整体呈名词词组特点，应标注为NP，这点语言学界基本是有共识的。

    但在这个词组的中心词“出版”的词性标注上，学术界有尖锐对立的意见。

    动词说认为，“出版”应标注为动词。理由是：我们也可以说“这本书的不出版”、“这本书的迟迟不出版”……等等，总不能说“不出版”、“迟迟不出版”也都是名词短语吧？

    名词说认为，“出版”本身就有名词义项，使用这个义项是天然合理的。的字结构又是典型的向心结构，保证中心词与整个结构的词性标注一致是很正常的要求。至于“不出版”、“迟迟不出版”怎么处理，又分成两派：一派主张，从根子上那个“出版”算起，包括“不出版”、“迟迟不出版”在内统统都是名词短语也没啥了不起。另一派主张，只是在最后一层，也就是“出版”作为中心词的最上面一层，这个短语才“跳变”成名词短语，其余向下层次，该是动词就是动词，该是动词短语就是动词短语。可以看到，前一派过于武断，后一派明显与X-bar理论不兼容。

    有人说，汉语是汉语，英语是英语，我干嘛一定要跟X-bar理论兼容？其实，从计算语言学观点看，这不是崇洋媚外，也不是对Chomsky的个人崇拜。要知道，如果一个CFG与X-bar兼容，分析器的性能就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保证。因此兼容X-bar理论，对于计算语言学来说当然是一个重大的好消息。

二

    我提出一种可以兼容X-bar理论的“待定说”。

    待定说认为，既然“出版”本身带有名词和动词双重属性，那么它的词性标注就不应匆匆确定，可以把它标注为待定的X。相应的“不出版”、“迟迟不出版”……也都只是“XP”，至于X是什么，要等到分析最大投射，也就是“出版”作为中心词的最大成分（比如“这本书的迟迟不出版”）那一层再来根据上下文确定。一旦确定为NP，可以反过来把下面的所有X替换为N，一旦确定为VP，可以反过来把下面所有X都替换为V。替换之后的结果是兼容X-bar理论的，这和名词说的第一派观点一致，结果一致。但是替换是有条件、有过程的。这个条件和过程弥补了名词说的武断。

    从计算机处理角度看，相应的句法分析过程不再是纯粹“自底向上”的。在含有这种中心词词性的不确定性的时候，要利用X把不确定性保持到最大投射，等确定了再自顶向下进行“回代”。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计算复杂性上没有量级的提高。

    坚持到最大投射才决定把X替换为什么，那就是说在通往最大投射的路上，不管有什么强制都一概不做决定。比如，“不VP”、“迟迟不VP”……这对把X换成V，是多么大的诱惑啊？但是打住。X最终是什么，不是它们决定的，而是最大投射所处的上下文所决定的。当然，在这一路归约的过程中，既然X有替换成V的可能性，那么可以匹配V的CFG规则，照样可以匹配X。所以“不VP”、“迟迟不VP”……这些成分都能合语法地构造出来。

    从语言学理论叙述的角度看，分析树的画法需要进行一些微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画两棵分析树，一棵是替换前的最大投射这一支，另一棵是替换后继续分析完整个句子的这一支。这样的做法可以清晰地展现结构强制的过程。另一种是仍然缩成一棵分析树，但是对节点上的句法范畴标记进行一点微小的修改。我们建议使用X(N)P这种方式，意思就是说，一开始不确定，定性为XP，后来确定了，定性为NP。

三

    待定说中，替换的本质是“结构强制”。只不过，不仅强制到直接成分，还通过中心词强制到中心词一路继承上来的每一个核心成分。实际上，我们可以区分两种机制不同的“结构强制”。

    一种是整体性的结构强制，最典型的就是强制到专名。比如：“他用热得快烧水”。这里，“热得快”原来是什么结构，对于句法层面来说已经无关紧要，它经结构强制后已经整体转化为专名，相当于重新进行了构词。我们前面介绍的名词说的第二个派别，就是把“出版”、“不出版”、“迟迟不出版”处理成整体性的结构强制。它的好处是回到了构词法，顶层视图相对简洁。坏处是细节对句法层次不可见了。

    另一种是强制到成分，特别是以中心词为核心递归继承的向心结构的各核心成分。比如上面讨论的“这本书的迟迟不出版”当中被强制到的“出版”。对于句法层面来说，是看得见“出版”、“不出版”“迟迟不出版”这些内部结构的。等于说，我们通过“待定”、“强制”和“回代”三个环节，实现了一种“保向心结构”的结构强制机制。保向心结构，就意味着句法理论和X-bar是兼容的。所以，“出版”处理成后一种结构强制，比处理成前一种结构强制更能“看穿”被强制结构的内部构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对这两种结构强制机制加以区分，并在处理“这本书的出版”这类例句时主张使用后一种结构强制机制的原因所在。

    也许有人要说，强制以后，就出现了N或NP这类名词性成分受“不”“迟迟”等修饰的情况，这是不应该出现的。我们说，这些修饰关系依据涉及V的规则构建在先，X被强制为N发生在后。发生在后的行为改变了发生在先的行为的结果。因此，不能因为之前使用过副词修饰动词的规则，就认定最终的结果是这些规则造成的。最终结果明显是由结构强制造成的。

四

    我们还可以从量子力学中的“叠加态”角度来思考和印证“待定说”。那个待定的句法范畴“X”，其实可以很自然地类比量子力学中的叠加态。在观察发生之前，它是具有多种可能性的——既可能是N，也可能是V。适用N的句法规则可以用，适用V的句法规则也可以用。但是当观察（也就是“结构强制”）发生以后，这个叠加态X就“坍缩”到唯一的一种可能，也就是N上。这种“坍缩”，是整体对部分的强制性约束，是观测对叠加态所固有的不确定性的彻底终结。

    目前的计算机只能“模拟”并行性不那么强的叠加态演化及其坍缩。可以想象，如果用量子计算机做分析器，那么这种N和V混搭的叠加态可以很自然地在物理器件上得以实现，并沿着各自适用的规则一路前行，直到结构强制发生，叠加态再顺理成章地坍缩为确定单一状态。

    好在“这本书的出版”涉及到的叠加态演化的并行性并不很强，我们现在就可以在普通计算机上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