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说先秦时“道”字无“言说”义

 赵又春按：我想写部《老子真义》，现发此文，是想征求一下对“道”字的意见。——这个字在《老子》中太重要了。

[摘 要]“道”字在先秦时其实没有言说、谈论的义项，历来的字书举证“道”字有“说，讲，谈论”义项时，所举例证凡属先秦文献中含“道”字的句子，都是“误判”；当今古汉语专家提供的正面例证，也都不能成立。可见长久以来，国人关于“先秦时‘道’字就有言说义”这一共识，其实是“共误”。就此展开讨论，得出禁得起驳难的真正正确的共识，对于解读《老子》和其它先秦文献，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老子》第一章第一句是：“道可道（也），非常道（也）。”这句话中的第二个“道”字，历来注家都认定为“言说”义，但迄今没有人提供证明，似乎这是“自明的”，不必加以证明。这对于解读《老子》文本有多大意义，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可想而知。沈善增先生在其2004年出版的《还吾老子》一书中，对此提出了异议，说：“‘可道’之‘道’不可能是言说义。因为在先秦时，‘道’不是用来辩说的，而是用来指导行动，去实践躬行的。只有到了魏晋时代，士大夫普遍成为‘说话的巨人，行动的矮子’，‘道’才成为清谈的对象。”为此，他还写了一个“附论”，专门对“先秦时‘道’无‘言说’义项”做了一番论证。

2006年，我出版了拙著《我读老子》，解读“道可道也”句的第二个“道”字时，我参考了沈先生的意见，最后认定为“指导”义，并对沈先生的“先秦时‘道’无‘言说’义项”的论断表示赞同；由于我相信学界必定会认同沈先生的这个“新解”，就没有作进一步的论证。

没有想到，实际情况不是我预见、期望的那样：就我所见，近十几年出版的解读《老子》的书刊和文章，仍然一律把上述的“可道”注释为或“很自然地”翻译为“可以言说的”、“说得出的”、“可以用语言表达的”，等等，还有人对“先秦时‘道’无‘言说’义项”的观点表示反对，提出反证。

因此，我要写这篇文章，对“道”字在先秦文献中没有言说义详作考证，以期引起学界对这问题的讨论；如果终于得到公允的结论，对于正确解读《老子》这部重要经典和先秦其它文献的意义，不用我来交代了。

二、我首先是查阅字书，结果发现：所举的例证，凡是用来表明在先秦文献中“道”字就有“言说”义项的，全都不能成立。——下文，我一律先征引字书对“道”字的一个释义（前面略去了“道”字），然后写我的评论，中间用破折号隔开。

1、《康熙字典》：“《正韻》：言也……《大学》：‘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大学》本为《礼记》的第42篇，《礼记》虽然为西汉礼学家戴圣所编，但可能是先秦人所写，故可视为“先秦文献”，但此句并不能作为“道”字在先秦已有“言说”义的例证。这，把此句放回到原文的上下文中就清楚了：“《诗》云：‘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僴兮者，恂傈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足见此句同它后面三句，是依次对诗经中“如切如磋”领起的四句作解说，所以“道学”是与“自修”、“恂傈”、“威仪”相提并论的，这个“道”字乃相当于今天还说的“治学”的“治”，训作“说”，就很不切论者原意了。

2、《词源》：“说。《论语·宪问》：‘夫子自道也。’”——此句在《宪问》第28章中，全文是：“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十分明显，子贡说这句话，不是表达他对孔子前面说的“君子道者三”的体认，而是针对孔子最后说的那句谦辞“我无能焉”而发，所以意思是：可先生您正是如此要求自己的呀！换言之，他这话中的“道”字，乃相当于孔子向他解释“何谓士”时说的“行己有耻”的“行”（见《子路》篇第20章），同时带有“指导”的意蕴。这样理解此句，才符合这里的语境和对话的逻辑，以及子贡的“性格”（在《论语》中，子贡是被刻画为十分聪明、善解人意又极有“应答口才”的人）；若将其中的“道”字训作“说”，子贡接着说上这样一句，就是声言他认同孔子关于“我无能焉”的告白了。但这怎么可能呢？

3、《汉语大字典》：“说，讲述。《诗·鄘风·墙有茨》：‘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汉语大词典》的释义全同，也以此句为例证。）——《墙有茨》诗是用墙上出现了蒺藜草是不好办的，比喻地说明，对于“中冓之言”（关于宫中龌龊之事的议论、传扬）也很不好处置。早有人指出，用“说”、“讲述”训此句中的“道”字是“很不到位”的，我更认为是误解，理由是：首先，此“道”字是和前面“比喻句”（“兴”）“墙有茨，不可埽也”的“埽”字对应的，“埽”只是一般地指谓结果怎样，不是交代具体做法，所以这个“道”字理当是“治理”义，可翻译为“处置”、“对待”。其次，此句后两句是：“所可道也，言之丑也。”意思是：如果可以“道”的话，那就要“言之”，结果是张扬了丑事。可见“道”字不会也是“言说”的意思，否则，不合事理，也不合语法。第三，《毛诗序》说：“《墙有茨》，卫人刺其上也：公子顽通乎君母，国人疾之而不可道也。”他这话是告诉说，卫国人对“中冓之言”所言之事既都“疾之”，又都感到不好办，无可奈何；足见原诗中说的“不可道”本是“很难加以处置”的意思（说明：“刺其上”的“上”是指卫宣公的庶子、卫惠公的庶兄，即公子顽，他乱伦，竟与庶弟之母私通，生了五个子女。”）

4、《古汉语词典》：“说，讲。《荀子·荣辱》：‘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另有好几部词典同此。）——原文这两句之前紧接着的是这样几句：“仁义德行，常安之术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污僈突盗，常危之术也，然而未必不安也。”据此可知：一，“常”和“怪”在这里是指谓“仁义德行”和“污僈突盗”这两种性质不同的行事方式、人生态度，由于着眼点落在前者是让人“常安”，后者是让人“常危”这个对立上了，所以用了这样两个反义词来表达；二，荀子说这段话，不是解释何为君子，何为小人，而是要借助这两个现成的、已有明确定义的概念，指出“仁义德行”和“污僈突盗”作为“行为方式”对于人的“效用”的差别，教诲人们要做老实人，不必担心偶然的不幸遭遇，但更不可把成功的希望寄托在“侥倖”上。三，这两句中的“道”字，乃是前文中两个“术”字的同义词，只是动词化了，而那两个“术”字显是道路义。四，因此，这两个“道”字应是“走……的道路”的意思，兼有“（行事）方式”的意味，可翻译为“依循”、“奉行”，若理解、翻译为“说”或“讲”，就同语境“不协调”，明显有违作者原意了。

5、《古代汉语词典》：“说，谈论。《荀子·非相》：“相人，古之人无有也，学者不道也。”——这是《荀子·非相》篇开头两句，该篇全文表明，荀子是不认同面相术的，这头一句话就表现了他对“相人”抱轻蔑态度：他特意说“古之人无有”，不仅是曲折地指出“今之人有”，更是要通过“今人不如古人”这个未予明言的“潜命题”，暗示有德者是不会产生“相面术”这种荒诞思想的；说“学者不道也”，则是凭着“学者当是最有见识的人”这个共识，隐射相面术没有道理，信徒只会是愚昧者。明乎此就很清楚了：后句“学者不道也”包含正反两个意思：只有没有见识的俗人才信从相面术，有知识素养的人（学者）是“不道”。既如此，这“不道”显是今天人们常说的“不搞这一套”的意思，即这个“道”字也是把“道路”意义上的“道”字动词化，“不道”直接是说“不走这条道”。要这样训释这个“道”字，还有两个极为有力的旁证：《荀子·荣辱篇》和《富国篇》中，都有“明君（主）不道也”句，那两个“道”字正是这个用法。又，从事理上说，人们对于自己认为不好的、不愿赞同的事情，只要有所表态，那就“说”了、“谈论”了那事，但学者对于“相人”怎能完全“不谈论”呢？所以，将“学者不道也”句中的“道”字训作“说，谈论”，该说是“望文生义式的误解”。

6、《大辞典》：“言说。《荀子·劝学》：‘不道礼宪。’”——查《劝学》篇原文，这四个字是该篇快结尾处一段话中的一句，该段大意是：因此，想要“原先王，本仁义”，学习和实践“礼宪”才像是提起皮袍领子一抖，毛就完全理顺了一样，是最为有效的途径，不走这条路（即“不道礼宪”），仅仅是研读《诗经》、《尚书》，则如用手指测量河水，是决办不到的。可见此句中的“道”字也是“走……道路”的意思，可翻译为“遵行”，说是“言说”义，实在是“不应该发生的误解”。

我要说明：也有几部古汉语字典既标明“道”字有言说、谈论义项，所举的例证却都不是取自先秦文献，而是例如陶渊明的名言“不足与外人道也”，杜甫的诗句“可怜王孙泣路隅，问之不肯道姓名”，现在已是成语的“一语道破”之类。这是否表示那些字书的编者早已认定“先秦时‘道’字无言说义”，只是他们“因故”没有撰文公开发表这个观点呢？那就不好说了，但我是持否定回答的。

三、一位享有很高学术声誉的古汉语教授，想反驳“道”字在先秦时无言说义项的观点，他为此举出的他认为足以说明“其实有”的十几个例证，也都不能成立。除了有好几个与上述字书中所举的重复外，还有以下十例。为了显示权威性和避免“以势压人”的指责，他全都只是征引古代注家的批注。

1、《论语》中一例：

《论语·季氏》：“乐道人之善。”邢邴疏：“樂道人之善者，謂好稱人之美也。”刘宝楠正义：“道人之善者，‘道’犹‘说’也。”——该章全文是：“孔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据此可知，“乐道人之善”句中的“道”字不会是“说”或“称道”的意思，因为：第一、称说别人之“善”虽然不失为“一乐”，并且对人确实很有益的，但这种“乐”明显不足以与“节礼乐”和“多贤友”二者并列为“三乐”之一，也不能设定为做人的目标、追求，孔子决不会如此小题大做地将它拔高的。第二、孔子这样讲“益者三乐”，显是给人三句“座右铭”，即这三句话是具有行为指导和指令意义的，但议论、称说别人的“善”，多是“就人因事应时”而发，孔子更不会想不到，人是可能很久都未遇到或听说可称道的“善人善事”的，总是称说别人之善的人则可能是“乡原”；因此，他哪会把这作为箴言来教人呢？所以很明显，这个“道”字一定与《论语·颜渊》篇第二十章中“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句中的“道”字同义，“引导”的意思，“乐道人之善”是说：以引导他人向善为快乐（“之”是实义动词，往、至义）。注意：在孔子看来，个人的任何良好表现都会起到“道人之善”的作用，所以此句不是叫人“去做什么”，而是与另二句一样，是教人如何“行己”，时刻保持好的道德形象，给人做出榜样。说明一句：孔子还认为，你自己表现得好，自然会“有朋自远方来”，故第二句“乐多贤友”也是教人如何“行己”。

2、《孟子》中三例。

《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集注》：“道，言也。”——我敢说 ，这里的“道”字决不是“言说”、“谈论”义，而是主张、倡行的意思，理由是：一、《荀子·王霸》篇中有这样三句：“故道王者之法，与王者之人为之，则亦王；道霸者之法，与霸道之人为之，则亦霸；道亡国之法，与亡国之人为之，则亦亡。”其中三个用作及物动词的“道”字，明显同于此句中的“道”字，而且明显训作“倡行”最为恰切。二，孟子这段话是对齐宣王“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之问的回答，可见他这话是针对“桓、文”（齐桓公、晋文公）行霸道，而孔子倡行王道而发，是为他只想对齐宣王宣讲王道（“而王乎”）避谈霸道而预设理由；因此，他这头句话的意思一定是：孔门不主张实行桓、文实行的那种霸道政治（“事”字在里是特指“政事”）；惟其如此，他接下才会说也可以说：所以后来不见有关于仲尼之徒提倡、论证霸道的文字记载，我也没有听说过（“无传”的“传”字是指“文字记载”），言外之意是他作为孔子的崇拜者当然不会主张、倡行霸道，这样为他最后要说的两句提供不言而喻的理由。三，认为这个“道”字是“说”、“谈论”义，非但不切语境，也不合历史事实：仲尼之徒哪会只是阐发王道，完全不涉及“桓文（行霸道）之事”？对之作批评也是“说”它、“谈论”它啊！况且事实上，《论语·宪问》篇就有记载说：“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孔子的这个评论，无疑是在他把桓文二人作为行霸道的两位代表人物来“谈论”时发出的。

《孟子·滕文公上》：“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集注：“道，言也。”——这两句之前的三句是：“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可见这里的“道”字，是“解释”或“阐发”的意思，理解为“说”，是领会得“不到位”的：人家太子特意前来拜访、求教，孟子出于礼貌，同时为了“抓住机会”宣讲自己的观点，一定会对他的“性善说”详加论证的，哪会只是“说”、“讲”、“谈论”一下。

《孟子·告子下》：“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己谈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无他，戚之也。”集注：“道，语也。”——孟子这两句话中的“越”字 ，是“杀人越货”的“越”，故“越人”是指强盗；“关弓”即“弯弓”（“关”通“弯”）。因此，前句是说，对于自己曾经遭遇过强盗暗算的事，人们会有说有笑地作解释（因为这时也是夸耀自己的机会）；后句是说：但如果施害者是自己的亲哥哥，就一定是哭哭啼啼地作解释了（因为这时是讲“家丑”，又想加以掩饰）。可见在这里，孟子是要比喻地、对比地说明，人们对于同样事情的态度，会因“亲疏和利害关系”不同而大不一样。既如此，这里的两个“道”字就理当也是“解释”义，训作“言说”，就失之空乏，也理解得不够到位了。

3、《荀子》中二例。

《荀子·天论》：“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计其功。”杨倞注：“道，言也。君子言常，造次必守其道。小人则计一时之功利，因物而迁之。”——《荀子》原文，这两句之前的六句是：“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也辍行。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十分明显：“君子有常体矣”是从正面变文复述第三句“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也辍行”的意思（“凶凶”是扰攘不安义），即是申明君子行事有其不变的原则，接下说的“君子道其常”，则是再次变文重复此意，以便与“小人计其功”句对言。因此，“君子道其常”中的“道”字无疑是“以……为正道”的意思，注释为“遵守”、“信奉”，也可以的，理解、翻译为“说”、“讲”、“谈论”，就不准确不恰当了；而且，从这个“道”字是与“计其功”的“计”字对言看，也理当不是“言”、“说”义：荀子这两句话，意思很接近于孔子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计其功”必是说只考虑、只知晓功利，与此对言的“道其常”的“道”字，怎么会只是相当于“言”呢？这样理解，“道”与“计”就轻重不对等了。

《荀子·成相》：“成相竭，辞不蹷，君子道之顺以达。宗其贤良，辨其殃孽。请成相，道圣王，尧舜尚贤身辞让。”杨倞注首“道”字：“道，言说也。”注后“道”字：“道，亦言说。”——这里，所引的《荀子》原文，“请成相”之后的三句与上文没有意念联系，因为实乃下一段的“开场白”，第四五句，即两个“其”字句，显是交代第三句末说的“顺以达”的具体内容，即是有些语法书所谓的“明确性成分”（“顺”字前可加逗号，“达”字后最好用冒号）。弄清这两点就该知道了：一，充当前一“道”的宾语的“之”字，是上文中“辞”的复指词（不过完全着眼于“辞”的内容了），所以这个“道”字应是“遵从”、“奉行”的意思；二，后一“道”字的潜在的主语（施事），是“我这说成相者说出的辞”（“成相”是一种说唱表演艺术），所以应是“指引”、“教导”义；三，因此，用“说”训这两个“道”字乃是“误训”，翻译为“说”，译文一定会显得意思不明，文气不畅。

4、他还举了以下四例：

《逸周书·命训》：“正人莫如有极，道天莫如无极。道天有极则不威，不威则不昭。正人无极则不信，不信则不行。”孔晁注：“道，谓言说之也。”——这里，“极”是指标准、准则，“正人”是“匡正人”亦即让人纠正错误回到正路上（预定的“做人标准”）来的意思；所以与“正人”相提并论而且是拿“正人”做比拟的“道天”，理当是针对天也时有于人不利的“表现”也即“犯错误”而发，故而其实就是指的“正天”；质言之，“道”在这里是用作“正”的同义词，相当于“治”。这理解明显既合事理又切文义，不必因为孔晁是西晋五经博士就因袭他的解释。

《礼记·经解》：“其在朝廷，则道仁圣礼义之序。”郑玄注：“道，犹言也。”——此句是和下面几句一起描述天子（圣明君主）坐朝廷时和闲居（“燕处”）时以及出行时的表现、作为、情状，虽然“其”字前面没有“因（为）”这样的连接词，但其实是“曲折地、暗示地”交代文章一开头就说他“德配天地，兼利万物，与日月并明”的原因。所以此句中的“道”字理当是“倡导”义，兼有“奉行”的意思，完全可以翻译为“号令”（翻译不等于注释，不可据此认为译者“派给”道字“号令”的义项了），说是“犹言也”，就不合事理了：只是在朝廷上“谈说”一下仁圣礼义之序，哪会就成了圣明天子？圣明天子在朝廷上，也不会只是“言”一下“仁圣礼义之序”吧？是的，做决定、发号令等，也是在“言”，但问题是：如果因此就该认定，用“犹言也”训释这个“道”字并不错，那就也要承认，将孔子说的“道千乘之国”翻译为“谈论千乘之国”是对的了。是这样吗？

《周礼·地官·土训》：“掌地道图以诏地事。”郑玄注：“道，说也。说地图九州岛形势山川所宜，告王以施其事也。”——“土训”是周代设置的一个官职名，所引的这句话就是以“土训”为主语的。其中的“道”字究是何义？这里我要说：郑玄注得并不错，但请注意：他写完“道，说也”之后，又追加了“说地图……也”一句，而此句头上的“说”字，无疑是“解释、解说”的意思，又明显是重复前面“说也”的“说”字，即是用来明确那个“说”字的含义（前面可添加一个“即”字）；所以，他实际上是作注曰：此“道”字相当于在“解释”这个意义上使用的“说”。因此，这一例仍然不足以证明先秦时“道”字就有了言说义。又，我要顺便交代：《礼记·檀弓下》：“而天下其孰能说之？”郑玄注：“说，犹解也。”足见在郑玄笔下，“说”字确实有时相当于“解（说）”。

《楚辞·天问》：“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朱集注：“道，犹言也。”——这个“道”字确实很像是言说义，就译作“说”，也似乎文从字顺。但其实不然。首先，很明显，这“谁传道之”句不是问“是谁传道之”，而是问“谁能传道之”（为了句式整齐，就略去了“能”字），并且是预设了否定答案的反问句，作者真要表达的是对它的否定回答“谁都不能传道之”。但从事理上说，任何一个已有名称或可以命名的东西，哪怕是假想的存在物，都可以是“言”的对象，充当“言”的宾语，怎么“远古之初（的情况）”就不可以呢？（“遂”通“邃”，“遂古”即“远古”。）其次，读到后面就会发现：接下的三个设问句其实是交代对第一设问只能作否定回答的根据、理由，质言之，原文作者（屈原）是先就认定或者说预设了，“遂古之初”时有的只是一个浑沌、迷茫、昏暗的宇宙，故而人是“当然地”无法“道之”的。第三，于是很清楚了，这个“道”字不是“犹言”，而是“犹解（释）”：原来，作者是问“遂古之初”何以是那样一种状态，他想求得解释却不可得；就是这样一种矛盾心态、心情，逼他发出了此问；这心态、心情，则是他的人生遭遇、当前的境况使然。第四，从“传道”在这里显是联合结构看，用“解释”训这“道”字，也比训作“言”为优：“传”字（读第四声）也有解释义，认为“道”字“犹言”，“传”取解释义，说“传道”明显不合事理，改取传述义，则是不必要的重复，不合构词惯例；训“道”为“解释”，“传道”就是同义联合结构的合词，就毫无问题了。

最后我还要说两个意思：

1、《大辞典》训“道”为“说”时，还征引了《孝经》中的这一句：“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此句中的“道”字是言说义，怕是无可反驳了。但我要说：《孝经》虽然传说是孔子所作，但南宋时已有人怀疑是出于后人附会，清代学者纪昀更明确指出该书成书于秦汉之际。因此，这个例证不足以动摇本文要予论证的观点。——与此例情况类似，许多辞书举证“道”字有“言说”义项时，都征引太史公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这一句：“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对此例我则要说：第一，沈善增先生论证过，此句中的“俗人”乃是太史公的“自谦之辞”，并非泛指世俗庸人，故其中的“道”字应是指“行为准则”。我觉得他的论证很有说服力。第二，即使不认同沈先生的意见，也要想到，太史公出生于前145年，离秦灭亡时（前221年）已经70多年了，所以他写的文字也不属于“先秦文献”。

2、沈善增先生在我前面提到的、他为论证“先秦时‘道’无言说义项”写的“附论”中，已对我此文评论的好几个“例证句”做了“鉴定”，他的结论同样是：都属误判。他所持的理由，大多都是我愿意接受的，但我在这里不全是因袭他的观点；所以，加上他的论证，我此文就更有论证性了。读者如有兴趣，最好同时细读沈先生的那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