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

庄子谓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时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

庄子曰：“孔子谢之矣，而其未之尝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复灵以生：鸣而当律，言而当法。利义陈乎前，而好恶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解说】

 1、本章文字虽少，但意思多，也不好懂。庄子开头说的三句话，就要注意：

头句有歧义：“六十化”可以理解为六十年中一直都在变化，也可看作是实指“六十年化了六十次”。我取前解。这里，“行年”的“行”字相当于“历时六十年”这种说法中的“历”字（《国语·晋语四》：“文公问元帅于赵衰，对曰：‘郤縠可，行年五十矣。’”（韦昭注：“行，历也。”）相应地，“化”字应是指认识上的变化：小孩是谈不上“认识”的，故“行年六十”必是就孔子从事的“认识活动”而言，孔子自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他七十三岁死，“认识”了五十八年，所以“六十”当是这五十八年的概数，“六十化”自是说他这期间的认识一直都在变化。——当然未必都是“深化”，可以是“回归”或单纯的“纠错”，因为庄子说这样一句，用意仅在指出人的认识是变化的，不会一经形成就一生都不变，以孔子为例，则是为了提高这个论断的可信度：孔子都如此，别说一般人了。

、接下两句是对“六十化”作具体说明：（他）往往以前说某个观点是对的（“所是”等于“是之”：“所”是前置宾语），后来又说它不对（这就足以说明“六十化”不必每次都是“深化”），还不记得现在认为对的，是不是就是自己曾经多次认定为不对的。——“始”和“卒”相当于“先”和“后来”，非指孔子其人“最初”（早年）和临终之时；“未知”的“知”字是“记得”的意思；末句中的“之非”等于今天说的“并非”（“之”字相当于用作联系动词的“是”字，提到“非”字前面了）。——“五十九”显是“多次”的意思，说成五十九，是故意同“六十”相呼应，这样“幽默一下”。

从这个开头看，本章是讲认识问题，说明庄子具有“人的认识是逐渐地、不断地趋向真理”的观点。——可见此章同上一章有联系：上章讲是非之争，是横向看，着眼于人们之间“言”的不同，也即不同的人认识不一样；此章就从纵向即时间上说，同一个人自己的认识前后也不一样。

2、惠子“曰”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我认定：“服知”的“服”是“服药”的“服”，“吞食”的意思，宾语为“知”，自然就是“吸收”义了，故“服知”相当于今天说的“接受知识”。据此可知，“勤志”必是说努力于修养、提高道德（“志”本有“德行”义，“勤”的基本意思就是“不畏辛劳地从事……”）。因此，“勤志服知”是联合结构，惠子是从德、知两方面对庄子所说给出他的解释，意思是：这是因为孔子既努力于道德修养，又重视接受新知识。——考虑到当时人讲的“知”主要是关于如何做人的道理，即多是道德知识，惠子这样解释孔子“六十化”（在他心中是“不断纠错，不断进步”），显然合情合理。所以他这句话的正确翻译应该是：这是孔子追求道德完美，又努力吸取新知的表现。

3、庄子后来说的话，是对惠子的解释做反驳，要读懂必须先想到两点，一是在这里，庄子把孔子道家化了，所以他头一句就说，（正好相反，）孔子是拒绝你说的这种追求和努力的，只不过他没有明确说过罢了：“谢”是“谢客”的“谢”，“拒绝”义；“之”是指代惠子说的那句话的意思；“而”是表示转折，可译作“只不过”；“未之尝言”是“未尝言之”（“尝”相当于“曾”）的改装。——二是庄子接下援引孔子的话，是要用孔子自己的言论来证明，他说“孔子谢之矣”是有根据的，即引出的那段话足以证明孔子不主张或者后来放弃了“勤志服知”。请注意：

头两句（“受”字前省略了“人”字，或“夫”字是“人”字之误）显是对人的身心作最高概括：前句的“才”字是与后句的“灵”字对言的，故必是借作“材”，指人的身体、生命；“大本”（此“本”字是“本钱”的“本”）无疑是指“天地”，也即“自然”。——后句“复灵以生”是“靠灵性维持生存”的意思：承前句读来，再考虑到“以生”无疑是介出“复灵”的目的，可知“灵”是指“灵性”，即人的聪明智慧（《天地》篇中有“大惑者终身不解，大愚者终身不灵”句），“复”字则是借作“伏”，凭靠义（《渔父》篇有“孔子伏轼而叹曰”句）。

承头两句读来，第三、四句当是申明人的“灵性”“灵”到了何等程度，再想到人是靠“结成社会”生存的，而社会离不开“律”和“法”，就能领会到，两个“当”字兼有“相当于”和“好像”的意思，所以这两句是说：因此，人一发声，自然就是韵律；人一说话，本身就是法度（两句中的“而”字都相当于“则”）。这话的言外之意是：不该是人去迎合、适应人之外的某个“律”和“法”，人更无须不断地“化”自己以求保持对外在律、法的适应，而是相反，应当废止一切违背人的自然本性的“律”和“法”；既然孔子对人的“鸣”与“言”，以及社会的“律”和“法”达到了这种认识，他当然就会不主张、不厉行“勤志服知”了。——很明显，只有这样解读这两句，才能说明庄子为什么援引孔子的这几句话来证明“孔子谢之矣”了。

第五、六句是做转折，说后来的实际情况反而是人受外在于自己的“律”和“法”的束缚与压制了，但不是直接陈述这个事实，而是通过指出其原因来间接地揭露之，同时加以谴责，说：后来，由于出现了功利、仁义之类的观念和相应的制度设施(“陈”是“呈现”义)，人们（的自然本性就被扭曲了），在评断好恶是非的时候，就只拿是否符合外在律法作根据了，在执行这种律法的时候，就只图服人之口而不问是否合人性亦即别人心里服不服了。——由于所有可以设想得到的意思全都略而不说，这两句话就“精练成了这样子”，但我敢肯定，我并未“添字为解”。注意：前句的“陈乎前”具有很大的“想象空间”，后句头上的“而”字相当于“于是乎”；此句中的“直”字是副词，相当于“只”，而且是“只求”的意思。又，这很像是转述《老子·十八章》的大意：“故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混乱，有忠臣。”

接下两句很难懂，我只好来冒个险了。前句：头上的“使”字是连词，相当于“假如”，“人”字本在“服”字后，被错位了；“乃”字是表示轻微的转折，带有“不是……而是……”的辩正意味（这里是针对上句说的“服人之口”而发），又兼有“只、仅”义；末尾的“蘁”字是借作“忤”（音同同假）。后句：头上的“立”字是立刻义，修饰前一“定”字（动词，“使……局面安定下来不再改变”的意思）；后一“定”字是“安定”义。——因此，这两句乃是一个条件复句，意思是：如果不是只求服人之口，而是走让人心服的路子，并且不敢稍有忤逆，那将立刻使得天下永久安定下来。注意：“以心服人”是针对前文“服人之口”而发，故必是“服人之心”的意思，而且此句明显是说，让人回归到按自然本性行事，也即“鸣而当律，言而当法”的时代，社会就必然永久安定。又，前句似乎也可这样理解：“使”字后的“人”字是指“人君”，“服”字后省略了“人”字。

 最后的“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是庄子转述完孔子的话之后发出的“自我感叹”。——孔子上面这番话确实很得道家真义，对儒家的义利之辨和仁爱说教批判得非常深刻，庄子说句“吾且不得及彼乎”，既表彰了孔子，又加强了对惠子的反驳的论证性，还显示了谦虚。 

【辨析】

1、 庄子开头说的几句，《今注》的译文是：“孔子生年六十，而六十年中与时俱化，起初所认为对的，终而又否定了，不知道现在所认为对的，不就是五十九岁时所认为不对的。”《方注》的意思全同。——是否有误译？看得出来了吧？

2、惠子说的那一句，《今注》和《方注》都训“服”为“用”，而且都翻译为：“孔子励志（而）用智吗？”——前者在原文后打句号，后者打问号。认同我的理解，就要说两书作者都未读懂这一句。

3、庄子征引的孔子说的话，《今注》的译文是：“人从自然禀受才质，含藏着灵性而生，发出声音应合于韵律，发出言论当合于法度。利义陈于当前，而好恶是非的辨别不过服人之口罢了。要使人心服，而不敢违逆，确立天下的定则。”《方注》的颇不相同：“人的才质受之于自然，恢复灵性，以全生理。声音应当合于乐律，言语应当合于礼法。如果言必以利害、仁义为先，而且愿意辨别出好坏是非，就只能服人之口而已。如果能够使人从内心服而不敢违逆，这就足以确立天下的定则。”——从译文可以看出两书作者的思路，以及他们对“复灵”、“生”、“当”、“直”、“使”、“立”、“定”等词语的理解，同我的体认真是相去太远了。又，两书给出的原文都是让“蘁立”连读，即在“立”字后打逗号，两位作者还明显把“使人”看作动宾结构了。 

【译文】

庄子对惠子说：“孔子的认识活动历时近六十年，这六十年中他的认识一直都在变化，往往先前认为对的，后来却认为错了，还不记得今天说对的事，是不是自己曾经多次说过那是错的。”

惠子说：“这是因为孔子既努力于道德修养，又重视接受新知识。”

庄子说：“（你这说的不是事实，）孔子其实弃绝了你说的‘勤志服知’，只是他不曾直接说过罢了。但孔子说过这话：‘人是从自然禀受材质，但是靠灵生存的，所以原本发音就是声律，出言就是法度。只因后来出现了功利仁义之类的观念，还有了相应的设施，人们才面对涉及好恶是非之事时，就唯求服人之口了。假如（和从前一样，）仍然以出于自然本性的言行服人之心而不敢稍有背离，那么立刻就会使天下实现长治久安的。’算了，不说了，看来我还比不上孔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