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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先进篇》解说(11·15-11·17)

(2015-03-07 19:44:44)

11·15 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

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

 

孔子先是问:子路弹琴,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弹了?这是对子路表示不满(从《论语》全书看,孔子是欣赏子路的,故一般认为这是针对子路弹的调子或声音而发),所以门人对子路不恭敬起来。孔子立刻感到自己这话“效果不好”,伤了子路,于是接着打个比喻说:子路已经升堂,只是尚未入室,意思是:他的学问道德都很不错了,只是尚未达到最高境界。——注意:“堂”是指院落的正厅,“室”是指“内室”;一般说,造访某人,总是先进他的院门,然后登堂,最后入室,因此“登堂入室”成了比喻达到最高境界的成语,孔子后来说的话则理当是我上面转述的意思。可见这一章不过是又用实例说明,孔子的反应很敏捷,很善于为自己的偶然失误打圆场。如此而已。又,我在《我读论语》中评论说:“这一章说明,孔子认为学既是无止境的,又是分阶段的,不能跨越阶段而一步‘入室’,但‘入室’,即达到最高境界,也并非不可能。这就是他的‘循循然善诱人’吧?”现在我要说,那也是牵强附会之论。

 

11·16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

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

 

这是很重要的一章,清楚、明白、简洁地交代了孔子的中庸之道。子贡问师(即子张)和商(即子夏)二人哪个强一些,孔子说子张做事容易“过”,子夏则常常“不及”。子贡就又问:“那么,是子张强些了?”(“贤”和“愈”都有“胜过”的意思。)孔子回答说:“过和不及一样(不好)。”——毫无问题,“过”和“不及”都是相对于某个标准而言的,标准总是个区间,有上限和下限,超过上限就是“过”,达不到下限就是“不及”,超过和达不到都是不符合标准,所以“过犹不及”。用哲学语言来说,事物某方面的量只有处在标准的范围内,它才是那事物,才保持了自己的质,这个量无论从哪个方向越出了标准,该事物都变成了别的东西,这叫质变,生活中叫变质了。标准就叫做度。因此,这一章表达了孔子关于事物如何保持质的稳定,事物质变和量变关系的哲学观点,他的中庸思想也就是适度原则:“中”是指“标准”,标准当然必在“过”和“不及”之间,但未必是平均数;“庸”是“用”的意思。所以“中庸”就是“用中”,作为行事原则,“中庸”就是“适中”,即“按标准”行事,孔子也称之为“中”、“中道”或“中行”。

孔子是道德家,他的中庸思想确实是源于对人类道德规范的深刻观察与总结:只要可以从量也即程度上去分析,每一个合乎道德规范的行为,亦即德行,都是“居中”的。所以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6·29章)这一点,古希腊大哲人亚里士多德也看到了,举了很多有说服力的例子,如:怯懦——勇敢——鲁莽;冷淡——节制——放纵;吝啬——慷慨——浪费;小气——大方——炫耀;自卑——自重——虚荣;麻木——温和——暴躁,等等,都是居中的行为才是德行,因而居中的概念就成了道德范畴。《论语》中直接讲“过犹不及”或“中庸”的地方并不多,但体现中庸思想的,则为数不少。

作为关于思想方法的教诲,则中庸思想提示的是:看问题,做事情,只要可能,就该做点量的分析,找到有关对象自身固有的它之所以是它的“标准”,以求最恰当地掌握自己行为的力度,促使对象或者维持它的存在,或者朝你希望的方向变化。孔子的这个教诲,我们自然也可以从别的地方得到,但既然孔子也有这教诲,我们又何必说是从别的地方得到的呢?难道不应该把光荣首先归给自己的老祖宗?

 

11·17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

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这里说的“周公”不是常与周文王并提的周公,必是指当时某个够富有了的大官。季氏比这个大官更阔了,孔子的以善于理财著称的学生冉求,竟然还帮着季氏搜括民财,使之更富(“附”和“益”都有“增加”义),所以孔子很生气,至于不愿承认冉求是自己的门徒了,还要学生们对他“鸣鼓而攻之”。——自然不是真要鸣鼓,不过是喻示可以公开地、光明正大地对之进行批判。这说明,孔子很自信,认为就此批评冉求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了的。

这一章无疑说明,孔子是很反对对人民过分剥削的,但我想说的是:这里,孔子的着眼的乃是冉求的政治倾向,因为他不但将个人的政治态度纳入德性范畴,而且视之为个人德行的落脚点,就是说,在他看来,所有德目,如孝、忠、信、恭、敬等等,践行的结果都是导向社会秩序的稳定、礼制的贯彻、人际关系的谐和,一句话,天下有道,政治清明;反过来,他也是从政治的“高度”去评价人们行为的道德价值和个人的德性水平的。惟其如此,他才会因为冉求帮助季氏聚敛财富而对之如此反感。孔子的这个思想,我想概括地表达为“政治是最大的伦理”。他开创的儒学一直不把政治和伦理分开,中国几千年来基本上是沿着伦理政治的道路发展,从思想根源方面看,原因就在这里。直到现在,我们所谓“德育”的“德”,“德才兼备”这说法中的“德”,不还至少主要是指个人的政治倾向吗?所以我以为,孔子,或者《论语》,对我国真正的、最大的影响,乃在于此。这是好还是坏?为什么后来人们主要地是接受和转播孔子这方面的思想观点?这是另一个问题,很大的问题,我就不予涉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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