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7彼大儒者，虽隐于穷阎漏屋，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在一大夫之位，则一君不能独畜，一国不能独容，成名况乎诸侯，莫不愿得以为臣；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国莫能与之争胜；笞棰暴国，齐一天下，而莫能倾也：是大儒之征也。其言有类，其行有礼，其举事无悔，其持险、应变曲当；与时迁徙，与世偃仰，千举万变，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其穷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杰化之，嵬琐逃之，邪说畏之，众人愧之。通则一天下，穷则独立贵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污，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

1、头一句是讲大儒的基本特征（“大儒之征”），主语“彼大儒者”一直贯彻到“而莫能倾也”；但“虽”字领起的第一分句在本篇第二节出现过，也是用来描述“儒者”的，接下从“无立锥”句起，至“莫不愿得以为臣”句止，则在《非十二子》篇第八节末尾出现过，那里是用以申述孔子和子弓两位“圣人之不得势者”的“大儒”。由此可见，荀子心中的大儒就是圣人，包括先王而不限于先王：“用百里之地”句说的就是文王这位“先王”。——“笞棰暴国”是动宾结构：“笞”是用鞭、杖或板子打，“棰”同“捶”；宾语“暴国”指暴君统治的国家。

2、“其言有类”至“其道一也”，是讲大儒说话和行事的依据、标准（“大儒之稽”），可这样翻译：他说话一定合乎法度，行为总是合乎礼义，做任何事都从未由于失误而悔恨过，因为即使处理危险的局势中或应付突发的事变时，他也总是左右逢源，因应得当；他真正做到了因时制宜，与时俱进，但无论采取什么措施，变换多少手法，体现的根本原则又是始终如一的。——注意：“其举事无悔”句中的“举事”，常被误译为“做事”，其实这是偏正结构，即这个“举”是全的意思；“持险”的“持”是治理、处置的意思，也常被注释为“扶持”。

3 、“其穷也”以后是第三层意思，是对大儒或穷或通的一生作概括和评价。“其穷也，俗儒笑之”一句，不仅道出了大儒的超凡脱俗，更显示了他的对立面“俗儒”的短见、狭隘，猥琐、势利。“其通也”句中的四个“之”字都是指大儒（“莫之能立”即“莫能立之”，这个“莫”相当于“不”），据此可知：“英杰化之”的“化”是归顺、追随的意思（《吕氏春秋·大乐》：“天下太平，万物安宁，皆化其上。”高诱注：“化，犹随也。”）有人将“化之”译作“受他感化”，那是误译；“嵬琐”是“英杰”的反义词、对立面，“逃之”的“逃”自然以翻译为“逃离”为宜，译作“逃避”就不准确了。“邪说”和“众人”对言，必是指曾经持有、散布邪说的人，非指“邪说本身”。“天不能死”开始的四句，是以“大儒”作“死、埋、污、立”的宾语、受事的 ，故是极度表彰大儒的伟大精神，所以“死”当是“消除”亦即“使……消亡”的意思，“埋”相当于“埋没”；“污”无疑是玷污义，“立”则是特指“起名字”。最后又说一句“仲尼、子弓是也”，足见孔子和子弓在荀子心目中的地位是十分等崇高的。

8·18 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逢衣浅带，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学杂举，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衣冠行伪已同于世俗矣，然而不知恶者；其言议谈说已无以异于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别；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积足以掩其口，则扬扬如也；随其长子，事其便辟，举其上客，亿然若终身之虏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法后王，一制度，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言行已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齐法教之所不及、闻见之所未至，则知不能类也；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内不自以诬，外不自以欺，以是尊贤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苟仁义之类也，虽在鸟兽之中，若别白黑；倚物怪变，所未尝闻也，所未尝见也，卒然起一方，则举统类而应之，无所儗怍；张法而度之，则晻然若合符节：是大儒者也。故人主用俗人，则万乘之国亡；用俗儒，则万乘之国存；用雅儒，则千乘之国安；用大儒，则百里之地久，而后三年，天下为一，诸侯为臣；用万乘之国，则举错而定，一朝而伯。

1、此节是先将官员，即从政者，以及以辅佐从政者为生的人，按其个人人格之品位和思想主张之优劣，分为四个等级，认定最低级者不配称为儒，三个较高级的人都是儒，不过又有俗儒、雅儒、大儒之别；从最后评论这四个等级的人的“治国水平”，也即他们作为臣下的“执政才能”看，也可说是按他们的“使用价值”划分的。之所以作这划分，目的是为君主正确选用治国人才提供依据。荀子推荐的人必是儒者，只不过又有高低优劣之分罢了，其他派别的人，他都放在“俗人”之中而不予提及，自然是一律视为属于等而下之的一类，即是“人主如用之，‘则万乘之国亡’”的人。——但我读此节有个感觉，荀子似乎没有把划分的逻辑标准和“使用价值标准”严格区别开来，亦即把这两个标准纠缠在一起了，所以讲四种人的人格状况和他们的思想理论之高低优劣时，彼此的区别明显交代得不够清楚明白，文章也就不可能具有很强的论证性了。因此，对于那些“描述性的、显得很含混说法”，我们也就不必太认真，你不可能据以将某个确定的人论定为哪一类“儒”。这个缺点，既是时代使然，也同汉语的特点和荀子的文风有关。

2、头一句是做划分，接着就依次分别讲述四个子项，亦即四类人的“性状”。对俗人只说了三句：“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其中的“不”、“无”二字乃是动词，分别是“鄙视”、“非难”的意思（《荀子·赋篇》中有“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与？”句，其中“不”字就是鄙视义；《管子·形势解》：“无厚德以安之，无度数以治之”，两个“无”都是“非”义。）有人将前两句翻译为“不学习请教，不讲求正义”，是望文生义造成的误译；“隆”字可翻译为“最高原则”。接下讲俗儒、雅儒、大儒的文字，难字不少，但多在《非十二子》篇中出现过，文义又不难把握，我就不详细解说了，只指出：①“杀《诗》、《书》”是和“隆礼、义”对举的，所以“杀”当是“隆”的反义词，贬抑、轻视、“将……摆在次要地位”的意思；②讲雅儒时说的“外不自以欺”句当作“外不以欺人”，可能是因为涉上句而误。又，“忆然”句中的“亿”字，原文此字写作单人旁加个“患”字，据王念孙说，是“亿”的讹字，通“臆”，但更有人认为通“患”，“患然”是提心吊胆的养子，用以形容“终身之虏”之“不敢。

3、最后用“故”字领起的几句，才是本节的重点、主旨；这几句意思明白，可以说，即使对俗儒，荀子也并不全盘否定，而是也给以相当程度的肯定的，认为他们是可保“万乘之国存”的。雅儒似乎高出不了很多，因为他们虽然能使国家“安”，但却只是“千乘之国”；所以二者的差别只是量的差别，等级的差别。大儒就不同了，对前二者是质的差别了：不但能使“百里之地”的国家“久”，而且只需三年，就能使“天下为一，诸侯为臣”；如果人主本来是 “万乘之国”的君主，那么，“举错而定，一朝而伯”（“举”是“实行”义；“错”通“措”），就是说，只要采取一项措施，用一个早晨的时间，就足以使他成为天下首领（此“伯”字是“伯、仲、叔、季”这个排序中的“伯”，表示“第一、老大”）。——从此节对于大儒者作用的这个论述、认定看，荀子明显夸大了个人的作用，坚持的是“英雄造时势”的观点。但这是他的同代人共同的缺点，他这样立论，也与他讲这问题的着眼点乃在“选拔什么样的人来治国”有关，就是说，他这不是在一般地讨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这个哲学问题，只是要指出个人作用的差别，于是把许多必要前提搁置不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