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2 有通士者，有公士者，有直士者，有悫士者，有小人者。上则能尊君，下则能爱民，物至而应，事起而辨：若是则可谓通士矣。不下比以暗上，不上同以疾下，分争于中，不以私害之：若是则可谓公士矣。身之所长，上虽不知，不以悖君；身之所短，上虽不知，不以取赏；长短不饰，以情自竭：若是则可谓直士矣。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独甚：若是则可谓悫士矣。言无常信，行无常贞，唯利所在，无所不倾：若是则可谓小人矣。

1、这一段是按德性高低，把人分为五个等级，并给出每一个的名称和定义，很好懂，但需注意：①“物至而应，事起而辩”是说“事情来了能应对，发生了问题会处理”：“物”字在古代可用来泛指人、事、物（《左传·昭公二十八年》：“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废，皆是物也”，其中“物”字就是指人）；“辩”字本有“治理”义，如《管子·五辅》中有“大夫任官辩事，官长任事守职”句。② “公士”定义中说的“比”、“暗”、“同”、“疾”，宜依次翻译为“勾结”、“蒙蔽”、“迎合”、“非难”；“分争于中”是说“涉及到了人事纠纷”；“害之”的“害”是“妨碍”义。③讲“直士”时说的“悖”是隐瞒义；“身”相当于“己”，“以情自竭”是说以道出真实情况为满足，即这个“情”是“实情”的意思。④ 接下说的“庸言”、“庸行”是指普通、平常的言行，“信”即“讲信用”；“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独甚”，可翻译为“生怕触犯法规，做事总是选择当前最通行的方式，一点不敢表现出自己的独特性来”：“流”字有“寻求、选择”义（《诗·周南·关雎》：“参差荇菜，左右流之。”毛传：“流，求也。”）此句中的“以”字是动词，“做、从事”的意思。⑤“言无常信，行无常贞”不意味着有时也讲信用、很忠诚，是用两句一起表达“言行没有定准”这个意思，所以接下说“只要有利可图，就不顾一切了”：“唯”字相当于“只因为”。

2、很明显，这里是先把一切可以对之进行道德评价的人来个二分法：缺德者为小人，其余一律称为“士“，然后再按道德水平的高低，将“士”划分为四个等级。这样的“士”概念虽然与“小人”相对（二者外延上是全异关系），但显然不都是君子。那么，《荀子》书中的“君子”到底是指哪些人呢？似乎不太清楚，而且，是我们未读懂他因而不清楚，还是荀子自己的思想中本来就不够清楚，以致未能清楚地交代出来，这也不清楚。我以为，研究荀学，先要把这最后一点搞清楚。

3·13 公生明，偏生暗；端悫生通，诈伪生塞；诚信生神，夸诞生惑。此六生者，君子慎之，而禹、桀所以分也。

这几句又游离于上下文。意思明白，我不必解说了，只指出一点：“诚信生神”的“神”，就是前文第九节“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句中说的“神”，此句就是那里前两句的的“压缩式结论”，有人将这个“神”译作“神明”，颇不恰当。

3·14 欲恶取舍之权：见其可欲也，则必前后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必前后虑其可害也者，而兼权之，孰计之，然后定其欲恶取舍。如是则常不失陷矣。凡人之患，偏伤之也：见其可欲也，则不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不顾其可害也者。是以动则必陷，为则必辱。是偏伤之患也。

这段话不必解说，只要注意到这两点就全懂了：这里，“恶”是“欲”的反义词，指“舍”的原因；“偏”则是指只顾上文讲到的“兼”的一个方面，即“片面性”的意思；“孰”同“熟”。——“凡人之患，偏伤之也”和“是偏伤之患也”两句中的“伤”字，若都理解为“伤害”或“害”义，尽管也可以解释得通，但要绕很大的弯子，从语法上看很是别扭，要是解释为“造成”的意思，就十分顺畅了，而且更符合内容和逻辑上的需要。因此我干脆认定这个“伤”是“（致）使”、“（造）成”义。我的训诂根据是：“伤”通“壮”（《荀子·乐论》：“带甲婴冑歌于行伍，使人心伤”，此“伤”字就应读“壮”。）而“壮”用作及物动词自然是“使……成长”、“致使”的意思。

3·15 人之所恶者，吾亦恶之，夫富贵者则类傲之，夫贫贱者则求柔之 ：是非仁人之情也，是奸人将以盜名于晻世者也，险莫大焉。故曰：“盜名不如盜货。”田仲、史不如盜也。　

1、这段话要注意的是：前三句一起作主语，然后用个“是”字指代对之下判断说：这不是仁者的感情，正是社会黑暗时奸诈邪恶的人用来欺世盗名的做法，他们的这种做法真是阴险邪恶极了。——“类傲之”的“类”相当于“皆”，“求柔之”可翻译为“一味地安抚”（“求柔”与“类傲”对言，“求”自是作“柔”的状语）；“将以”的“将”是副词，含“必定”的意味；“晻”通“暗”；“险莫大矣”当是直接对上句作评论，这在现代汉语看来有语病，所以我的译文增补了它的主语。
     2、末句中的两个人名，有本书注释得简明，我就照抄吧：“田仲：又叫陈仲子，战国时齐国人，其兄在齐国做官，他认为兄之禄为不义之禄，兄之室为不义之室，便离兄独居，不食兄禄，故以廉洁清高著称。史：字子鱼，故又叫史鱼，春秋时卫国大夫，曾劝说卫灵公罢免弥子瑕，临死时，叫儿子不要入殓，以尸谏灵公来尽忠，孔子称颂他正直。”荀子认为这两人其实是欺世盗名，还不如抢劫财物的盗贼。足见他并不总是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这里既然涉及到了具体的人，重要的当然是事实，就是说，此二人是否属于欺世盗名的“奸人”，须有他们的其他表现作佐证；但前几句表达的一般论断，我以为非但不错，而且十分深刻。一般地仇视、非难富贵者，同情、支持贫贱者，似乎富贵天生有罪，贫贱本身就是人类一切美德和成就的初始动因，这不但是心怀叵测的挑拨，是要煽动贫贱者起来造富贵者的反还同时以此渔利，故而确实是“奸人”的“造反有理”理论；从事理上说，这更是很不切实际，完全违反人类发展的规律：试问，人类的发展不就是从贫贱走向富贵吗？希望摆脱贫贱达到富贵，难道不是每一个体的根本追求？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地方，不是贫贱者在向富贵者看齐？既如此，宣传“夫富贵者则类傲之，夫贫贱者则求柔之”，岂不是“反人类”的？这是一个多么简单、明白的道理啊！令人遗憾的、真需要探讨的是：这个反人类的理论，竟然曾经在我们国家存在和疯行过几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