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2章》）

这一章太有名了，后来去掉两个“也”字，成为儿童识字读本《三字经》的开篇头两句，但如何理解，至今是个问题。

首先是全章两句话的结构，就可作不同分析。杨伯峻的译文是：“人性情本相近，因为习染不同，便相距悬远。”李泽厚的很是一致：“人性本相接近，习俗使之遥远。”他俩的这个理解很有代表性，既是传统的，今天也有众多学者认同，在自己的著作中论及孔子的人性观时，就按这理解作介绍、推论和发挥，我估计，其中多数人都是搞“拿来主义”，即自己根本没有思考过这解释有没有问题，只是径直拿过来当做孔子的观点。其实，只要稍微想一下，就会提问：凭什么肯定这两句话不是并列关系，也不同构，后句的“远”是承前句继续对“性”作称述？这，我敢说，杨、李二先生必讲不出个道理来，顶多可以说：这样分析、理解也是可以的嘛！

李零和傅佩荣就把本章两句话看作并列关系，前者解说道：“孔子认为，人和人在本性上是彼此接近的。他们的不同主要是后天培养的习惯不同。”后者给出的白话是：“依本性来看，人与人是相近的；依习染来看，人与人就有很大的差异了。”就原文结构而言，这理解明显更为合理：杨、李代表的上述传统理解，是把后句看作“因习而相远”或“习使之相远”的压缩，故有“添字为解”之嫌。——注意：做这种理解时，“相”不是“相互”义，而是动词，“相差”的意思（《商君书·错法》：“三王五霸,其所道不过爵禄,而功相万者,其所道明也。”“相万”即相差万倍。）

其次是“性”和“习”的含义也不好确定。《论语》中“性”字仅两见，除此章外，就是子贡说过一句：“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公冶长·13章》），孔子本人的言论中没有第二个“性”字。“习”字在《论语》中也共只有三个，另两个在“学而时习之”句和曾子的这句名言中：“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因此，不好通过比照来把握这两个词在本章中的含义。认为“性”是指“人性”，即人的本性、天性，大概不会有错，因为这一定是在谈论人的问题，而“性”字在当时主要是用来指称事物之与生俱来而非后天人为造成的品性（《荀子·正名篇》：“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把“习”字翻译为“习染”、“习俗”、“习惯”，就没有根据，未必符合孔子的意思了——杨、李、傅三位如此翻译，可能是基于这个考虑：“习”在这里是与“性”对言，故也应该是名词。何新此章的译文是：“人的天性本来相近，但由于习业不同而背离相远了。”

我的想法是：这一章的下一章，全文是：“子曰：‘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如果认定这两章间有联系，就是说，若是相信这两章是承接着同一个话题说下来的，那么，就不要把本章看作是孔子在宣讲他的人性论，不要提到“人性观”的高度来解读，认为孔子这是在谈教育问题，陈述的是他的一个教育思想，将不但合理得多，也容易索解了。

凭着上述想法，我认定李零和傅佩荣对此章的理解“在方向上”是正确的：全章两句话的主语，即陈述对象，不是“性”或“人性”，而是未予说出的“人们”或“人和人之间”，就是说，此章应该这样读：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所以“性”和“习”在这里其实是分别充当“相近”和“相远”这两个谓语的状语。因为这里是谈教育问题，亦即“人的成材”问题，内涵着彼此本来似乎并无差别也理当没有差别人们，会不会和和为什么会变得大有差别起来，以至于有些个人会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成为“大人物”的问题，所以用上了“相近”、“相远”的提法（“相”在这里是动词，“相差”的意思）。由此可知，前句虽然字面上是说人们的天性、本性相近，但并不重在“性”的具体内容，甚至一点也不顾及到这一点，而仅仅是要根据“大家都是娘胎里生出来的”这个公认的事实，理直气壮地申明说：就天生固有的基质，或者说“成材的潜能”而言，人和人是几乎没有差别的（在孔子那里，“近”常是用来表示没有差别，即那差别很小，可以忽略不计）。这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在起点上，是人人平等的”。所以前句其实是要申明它的言外之意：“人与人有实质性差别是后来的事”。这自然让听话人发生“打破原初的平等状态，造成差别的原因是什么”的问题，于是追加后一句预作回答。可见本章主旨乃在后句，前句主要是起引出后句的作用，并使后句具有论证性，全章有个更加完整的意思。因此，后句确实理当是说：是“习”使得人们后来有了差异。

这里最需要注意的，是前句“性”字兼有两个作用：既交代人与人是“在性方面”“相近”，也即“相近”之所在，同时也就暗示了它是“相近”的原因（都是娘胎里生出来的，哪会有大的差异？）因此，后句中与之呼应的“习”字也起双重的作用，同“性”字存在着“全面的对言关系”：既指示它是人与人“相远”的原因，同时设定了它是对于人自身某个后天品性的称谓。由此可知，这里讲的人与人的“差别”，乃是指的社会差别，在孔门，更局限于道德人格的差别。

李零和傅佩荣的错误在于没有体认到本章“习”字的涵义。按上述思路，再想到孔子对于“学”的重视，和他所谓的“学”主要是学礼，也即学习做人，而且他是把“学”看作人由自然人提升为社会人的必经之途，今天所谓的“中介”的（“不学礼，无以立”），就可以知道，可以肯定，这个“习”当是指的“学”，即后句其实是说：（人们是）由于后天“学”的不一样，所以彼此有了重要的差别。——“习”为会意字，本指小鸟在上辈带领下反复地试飞终于获得飞的品性、本领，故与“学”有必然联系（后来有了“习文”、“习武”的说法，成了“学”的同义词，《吕氏春秋》就有“蠭门始习于甘蝇”句，其中“习”字明显是“学习”义），二者的区别在于：说“习”时更着眼于“在实践中学”，和主体因之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个结果的方面，说“学”则重在理性知识的增加和学的过程（所以只说“学而知之”，不说“习而知之”）。加之这里是要与“性”对言，“性”作名词乃指“先天禀赋”这种已然的品性，该用主要着眼于学习的结果、可用来指谓“后天养成的品性”的词语来与之相对，所以后句说成了“习相远也”，而不是“学相远也”。

现在清楚了，本章表达的是孔子的基本的教育思想，和《卫灵公·39章》说“有教无类”，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如果说后者是申说“人皆可教”，则此章是强调“凡正常人都可成材，达到的成就则取决于自己学习的情况”。——说“性相近也”，当然设定了每个人都没有先天缺陷，但一则孔子承认有先天不足的人，二则也是为了强调“成就在于自己”，所以他补充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这就是下一章：“不移”同“相远”呼应，是说不会有大变化、大进步，会长期停留于自然状态。先天残障者即“下愚”自然如此；至于“上智”，和《季氏·9章》中的“生而知之者”一样，也不过是孔子虚悬一格，如此行文而已。

按上述分析，孔子是主张“性相近”的，他并没有“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恶”的观点；他既把“仁”看作人皆有之的天性，同时又说“克己复礼为仁”，可见同时承认人的天性中也有“仁”的对立面。因此只能说：孔子倡导他的仁学理论，乃在呼吁人们培植、发扬自身中固有的善性，自觉地去抵制、克服自身中同样固有的恶性，以期个人成为善人，社会成为人人相亲的和谐社会。就因为如此，后来发展出了荀子的性恶论和孟子的性善论，而两人又都可以看作是孔子思想的继承者。

最后我要指出两点。一是把本章的“习”训为“学”，就是把人们由“相近”到“相远”的原因归结为人类个体在“学习做人”方面的差别，这不但是孔子的思想，而且正是他要特别强调的，因为这将促使人们提高争取成才、成圣的自觉性，不把落后的责任推给别人、外界；把这个“习”解释为“风习”、“习染”、“习惯”，就多少有点为落伍者推卸责任之嫌了，这是孔子所反对的。所以从“价值”方面看，我的新解也比传统解释为优。二是这一章将性与习联系起来论述，不是孔子的原创，早在《尚书·太甲上》中就有“习与性成”句。——这句话，还没有公认为准确的翻译，从上下文看，我以为其中的“习”字该训“学”，因为后面是说要让太甲多多接触也即学习先王的教诲。那段话的全文，就不征引了，读者自己去查阅吧。